李冠廷中国古代的慈善家-秋风月笛
李冠廷自古以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员，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是积极主动的。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后来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 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 《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 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汉代的慈善家、大善人也不少。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东、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状态。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光武帝的另一名臣王丹，虽“家累千金”，但把他的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民间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个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卓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位距今约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在其名作《岳阳楼记》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言明心志。这种以民为先的思想，既是范仲淹身为政治家所坚持的理念，也是文正公作为慈善家，实践于其一生善行中的大德。范仲淹自幼家境贫寒。少年读书于长白山僧舍的时候，范仲淹每天只熬一锅粥。待到第二天粥凝固成饼后，他便用刀将“粥饼”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十数根咸菜，权当饭食。范仲淹幼时发奋于贫穷中的这段经历，不仅给后人留下一个“断齑画粥”的故事，也使范仲淹终生体恤穷人的疾苦。 身居高官之后，范仲淹虽然薪俸丰厚，却依然勤俭。他把自己积攒下的大量家财拿出来，在家乡苏州郊外的吴、长两县购买土地近千亩，以地力所得救济当地的穷人，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这千亩田地因此被人们誉为“义田”。当地凡有人家婚丧嫁娶，范仲淹都会拿出钱来资助。对于鳏寡孤独之人，范仲淹还会定期给予周济。范仲淹的家乡因而也被人们称作“义庄”。
在江苏省金坛市著名的“金沙八景”中，有一处叫作“漫塘春水”。人们以“漫塘”为此景命名，便是为了纪念当地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刘宰。刘宰，字平国，南宋江苏金坛人。传闻在刘宰出生的时候，他家门前池塘里的水忽然漫至岸上，刘宰日后便因此说，自号为“漫塘病叟”。据《宋史.刘宰传》记载，刘宰为人刚正仁厚，平生多为乡里谋福，是一个“见义必为”之士。嘉定二年(1209年)，金坛发生饥荒。刘宰遂在当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粥局，救济灾民。此后，在嘉定十七年(1226年)和绍定元年(1228年)，刘宰又两次设立粥局。据史载，其间受其惠者，每日超过万人。此外，在隐居的三十年里，刘宰还在家乡设置义仓，创立义役，乡人凡有无地可耕、无处可居者，刘宰皆倾力相助并视之为己任。 嘉熙三年(1239年)，刘宰去世。在出殡时，当地百姓“罢市走送”，人群绵延数十里，“人人如哭其私亲”。朝廷为奖其善义，谥号“文清”。
李五，原名李英，字俊育，明代泉州晋江凤池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五，故俗称李五。李五是宣德年间福建著名的慈善家。他自小便随兄长经商，成年后继承家中产业，成为“富贾泉郡”的名人。据《泉州府志》载，李五虽家资巨富，为人却性情温和，好义乐施。遇有衣食不足者，李五常周济以钱粮。故而李五家乡的人都尊李五为“义长者”。据说当时他所制作的白糖（凤池糖）可以治病，为了让无钱买糖的穷人也得到及时的救治，李五当即决定为民舍糖。人们闻讯后蜂拥而至，纷纷前来求糖。李五见需者太多，便索性在当地交通便利之处找到一口水井，每天将糖倒入井中，任民众自取服用。不久之后，瘟疫果然被根除，鄞县因李五施糖而重享安宁。李五曾多次为家乡泉州的建设慷慨解囊，由他出资兴建的庙宇、桥梁，很多至今尚存。
明末清初， 古代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
这里有两位慈善家值得提出，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 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 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 定名为“丰备义仓”。 1835 年，陶澍已任两任都督， 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 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 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 “长元吴丰备义仓”。 从1835 年至 1860 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
武训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颂的乞丐，他曾用乞讨兴学的义举，为后世留下了又一个有关中国仁善精神的传奇。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人，自小家境贫穷，三岁丧父，故幼时起便以乞讨度日。每次讨来食物，武七都先侍奉母亲，因而被称为“孝乞”。七岁的时候，武七的母亲也去世了。此后，武七便一边乞讨一边为富人家做工。由于不识字，武七曾被一个雇主骗去工钱。这让武七决心兴办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七出资四千余吊在堂邑柳林庄办起了第一座义塾。后来，武七又靠乞讨所得兴办了陶馆、临清两所义塾。山东巡抚张曜得知武七乞讨兴学的义举后，赐名为“训”，并奏请朝廷赐武训“乐善好施”匾。据说光绪帝甚至还赏武训穿黄马褂，以行表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十九岁的武训在为家乡留下三座学堂后，长辞于临清义塾中。据《清史稿》记载，武训在弥留之际，还在听着学童们的诵读之声，直至含笑离去。近现代的很多名人，如梁启超、冯玉祥、陶行知等，都曾为武训撰文，讲述一个义丐乞讨兴学的感人故事，赞誉长传于世尚善尚仁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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