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廷中国历史上的十大顾命大臣团队及结局-文史国学馆

李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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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命一词来自《尚书·顾命》篇。《尚书·周书》是一篇周初重要文献，记载周成王病重召见几位大臣，顾命他们辅佐其儿子康王嗣位的过程。是对成王驾崩、康王即位时，宗庙内兵卫陈设的记述。中国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一直有“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摄政，是指代替皇帝掌管朝政的人，他（她）可能是太后、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外戚权臣、辅政大臣，其权势在当朝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
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的人，才能、品德一般都是文官中的翘楚，再加上没有裙带关系做后台，他们一般都比较小心谨慎，整体表现远强于外戚。但因皇帝年幼，若仅托付于一人，又恐其扰乱朝纲，为所欲为。一般都有多个顾命大臣来辅佐，借以相互监督。年幼的皇帝在18岁前是不可直接理政的，女性在理论上也是被排除在政权范围内的，这时需要有几位成年男性来处理政务，人选一般是由前朝皇帝生前指定，取得权力上的合法性，职责是理政，当然名誉上是帮助年幼皇帝理政，等到皇帝18岁后就要还政，又称为归政。顾命大臣代替皇帝执掌朝政，在朝中权高势大、说一不二，甚而能决定皇帝的废立。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风光与风险往往是相伴相生的。透过“顾命大臣”的表面风光，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个险活儿，甚至是个玩命的活儿。
一、中国第一位顾命大臣：周公旦
周公旦，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因周文王在世封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成为武王的助手。他在周灭商之战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这时候，周公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文王未完成的大业。武王灭商后，就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征求大臣的意见。太公望——姜尚表承：这些人统统杀掉，不留后患。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大臣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心里想：举凡有罪者，不分轻重一律杀掉也不行。于是，武王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
周公这种给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得到加强，周武王实行了封侯制，即把自己的王室成员、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来分管各部地区。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候天子的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诸侯世代相袭，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武王把姜太公封在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封弟弟周公旦在曲阜(今山东曲阜)，称鲁国；封弟弟召公于燕国(今北京一带)，称燕国。周武王把殷纣王的儿子武康安排在商朝的旧地，也是一个诸侯国，让武庚去治理他们。武王想用这种办法，化解商朝旧奴隶主贵族的敌对情绪，保持天下的安定。可是把一块地方交给武庚去统治，也不是很稳妥，于是周武王又把商朝的旧地划分出两块来。让自己的两个弟弟鲜和度去管理，以便就近监视武庚，防止他作乱。鲜的封地被定名为管国，所以历史上就把鲜叫做管叔鲜；度的封地被定名为蔡国。历史上就把度叫做蔡叔度。分封完毕，诸侯们就分别前往封地了。周公正准备行装，要到鲁地就封，辞行时发现武王神情沮丧，闷闷不乐，急忙问侯，才知道武王不愿让几个心腹重臣离开。他想了一下，也觉得周朝初建，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确实需要留在武王身边辅佐，于是就留在武王身边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前往鲁国就封。周公、太公望、召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回到了宗周（以陕西镐京为中心），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姬旦，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姬旦涕泣不止，不肯接受。周武王于是把年幼的儿子姬诵和军国大事托付了周公；“我子即你子，希望你辅佐他治理天下”。据说，成王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年幼的成王需要在周公的背负下接受诸候和大臣的朝见。《史记·周本纪》，武王死后，“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以洛邑为中心），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的态度支持管叔。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商朝旧势力的代表、封于豳的武庚禄父一同起来反对周公，发动叛乱。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
周公临危不乱。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举行东征。结果周公东征平定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品德高尚，为人善良，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他封到新蔡。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奉成王之命负责营建洛邑的工作。洛邑建成后，成王亲自来到洛邑王城，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并将跟随武庚叛乱的殷遗民迁进成周，以便控制。周公归而制礼作乐。他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典故。
周公无微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成王果然病好了。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而不是逃到其子秉政的鲁国。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
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后，仍忠心耿耿，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歉疚，把他葬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示对周公的无比尊重。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周公旦，善终。

二、西周成王留下的顾命团队：召公奭、毕公高
召公姬奭，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周公旦之同父异母弟。他曾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蓟。但他派大儿子去管理蓟，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镐村附近)任职。召公奭是周初活跃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历经文武成康四世，周成王时，位列三公，担任太保的职务，他和周公旦把周朝一分为二，陕以东由周公管理，陕西由召公奭管理。他派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治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传说他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听讼，后世思其人而敬其树。《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就是描述这个故事，也留下“甘棠遗爱”的成语典故。毕公高，姬姓，名高。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克殷，封高于毕。成王时为太史。康王时命其分居里，管理东都成周，安定周郊。成王时，入为天子三公之一，故称毕公。毕公高之“公”并非爵位，而是三公之“公”。据《史记·周本纪》：“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另据《尚书·顾命》，成王说：“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其意为：唉！我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而且日重一日。在这弥留之际，恐怕不能正式安排后嗣之事了。现在我郑重地宣示对你们的训命……
周成王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立下顾命诏书的天子。与其父周成王类似，姬钊在即位前并没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和资质。为此，周成王自然有些担心他不能继承大业，更怕儿子会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而把祖宗打下来的江山败在手里。他想到自己虽然资质平平，但由于有了周公的尽力辅佐，国家还是治理井井有条，取得令人满意的政绩。因此，周成王自然想到要给儿子安排周公式的人物来辅佐他。思前想后，他心中已经有了不二人选，那就是召公和毕公。
其实，姬钊这个人能力不错，很有作为，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或者是他的父亲周成王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于是周成王临终前，便要求召公、毕公辅佐姬钊，并将召公、毕公等大臣召到床前，立下遗嘱。应该说，周成王的遗嘱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周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周成王在选择接班人方面算是选对了。周康王登基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在登基仪式上，召公宣读了周成王的遗嘱，还将周康王带到祖庙，向他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要求周康王牢记文王、武王、成王的遗训，严格要求自己，勤谨治国，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在召公、毕公的辅佐下，周康王励精图治，延续了周成王开创的大好局面，史称“成康之治”。召公奭、毕公高死于周康王统治时期，未有被杀的记载，看其死后，封国犹在，应该善终。

三、汉武帝留下的顾命团队：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首席顾命大臣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金日磾是驻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在河西的匈奴休屠、昆邪二王及部属4万余人降汉，休屠王被杀，年仅14岁的金日磾及其家人沦为官奴，被送到黄门署养马，得到汉武帝赏识。汉武帝因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故赐其姓为金。后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由于金日磾孝敬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从不越轨行事，深受武帝信任，成为皇帝的亲近侍臣。以车骑将军受遗诏辅政。汉武帝本想选他为顾命大臣之首，金日磾以自己是匈奴人不足以服众为由推脱，并推举霍光。上官桀，起初因为力大而得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未央厩令。汉武帝有一次身体不适，等痊愈后，发现马匹大多瘦弱，于是汉武帝大怒说：“厩令认为我再也看不到这些马了吗！”便要将上官桀下狱。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皇上圣体欠安，日夜担心，实在没心思照料马啊。”话未说完，已流下眼泪。汉武帝于是认为上官桀关心自己，因此与他亲近起来，任命他为侍中，逐渐升到太仆。以左将军受遣诏辅政。桑弘羊，历史上著名的理财专家，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以御史大夫受遗诏辅政。汉武帝临死前传位给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刘弗陵才8岁，汉武帝指派霍光和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辅佐刘弗陵，掌权的是霍光。霍光辅政以来，首先和同时辅政的上官桀、桑弘羊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
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
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
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昭帝十分平静，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
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此后，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势力达到高峰。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为他没有儿子，霍光拥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即位。但刘贺因为荒淫无道被废，霍光又立武帝之曾孙刘询，这就是汉宣帝。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所以在其继位之初，当霍光表示归政时，宣帝谦让不受。霍光遂继续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报告。霍光每次入朝拜见时，宣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却作出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的姿态。即便如此，仍无可避免地与霍氏家族发生了冲突。霍光夫人意欲将其小女立为皇后，以进一步控制皇帝。群臣阿附霍光，也建议宣帝纳霍女为后。宣帝不忘旧义，坚持立许氏为皇后，这便引起了霍氏家族的不满。霍妻竟趁许后临产之机，指使女医官将其毒死，然后由霍光施加压力，将霍女立为皇后。宣帝对许后之死虽然心怀疑虑，但迫于形势，对霍皇后也只好作出宠爱的样子。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卒后，宣帝开始亲政。霍氏不甘心权势被削，遂密谋借机杀平恩侯许广汉和丞相等人，再以太后名义下诏废掉宣帝。不料阴谋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皆腰斩、弃市，霍皇后被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宣帝虽然诛灭了霍氏，但在施政方针上与霍光并无分歧，基本上延续了昭帝时期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并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霍光辅政昭帝和宣帝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西汉王朝上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象，历史上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昭宣中兴”。霍光执掌朝政近20年，功远大于过。因他执政期间曾行皇帝废立之事，并能保持臣节，故后世大臣欲行废立，皆曰：缘霍光之故事，由是名震历代。善终。金日磾早亡，善终。上官桀为亲朋求官不成，谋反，欲当皇帝，事败，被灭门。桑弘羊参与上官桀谋反，被杀。

四、三国时期顾命大臣：蜀汉诸葛亮；东吴诸葛恪；曹魏曹爽、司马懿
刘备在与东吴的大战失败后，在白帝城病危，将诸葛亮召到白帝城，将儿子也就是后主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称如果刘禅不行，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
刘禅其实当时并不在场，而刘备在托孤现场的言行就完全是针对诸葛亮和李严、赵云等人的，充满了政治上的诡诈。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短短几句，直接给所有在场之人提出并且确定了诸葛亮日后的政治地位问题。
刘禅即位，时年17。诸葛亮南征北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命丧军帐。诸葛恪，字元逊，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丞相诸葛亮之侄。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
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面孔狭长像驴的面孔。一天，孙权召集大臣们，差人牵一头驴来，在驴的脸上挂一个长标签，写上：诸葛子瑜。诸葛恪跪下来说：“乞求给我一只笔增加两个字。”于是任凭给他笔。诸葛恪接下去写了：“之驴。”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孙权就把这头驴赐给了诸葛恪。
东吴名将陆逊病故，诸葛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长江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10岁继位。诸葛恪掌握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诸葛恪开始轻敌，大举兴兵伐魏，惨遭新城之败。回军后为掩饰过错，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綝联合孙亮设计杀害，被夷灭三族。后孙綝废孙亮，立孙休；孙休杀孙綝，并为诸葛恪平反。曹爽，字昭伯，三国时期曹魏宗室，大司马曹真之子，曹操族孙。曹魏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睿病重，任命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将太子曹芳交托给曹爽和司马懿，命令二人共同辅助年仅八岁的少主。
曹芳继位后，加曹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食邑一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与司马懿各统精兵三千人，共执朝政。后曹爽听从亲信丁谧的计谋，尊司马懿为太傅，乘机削去司马懿的军权。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由于司马懿渐渐被架空，很多政事司马懿都不能参与，于是称病回避曹爽，韬光养晦等待良机。正始十年（249年）正月甲午（初六）日（2月5日），曹芳与曹爽三兄弟往高平陵拜祭魏明帝。司马懿在洛阳发动高平陵政变，入永宁宫向素来与曹爽不睦的郭太后上奏，称曹爽兄弟败乱国典、擅权营私，遂奉太后上奏天子请求意旨罢废曹爽，与蒋济等占据洛水浮桥，关闭洛阳城门。曹爽不从“智囊”桓范之计，被司马懿诱劝放弃权力；返回洛阳后不久，被冠以谋反罪屠灭三族。
司马懿善终，开创西晋基业。

五、南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留下的顾命团队：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徐羡之，刘宋王朝司空、录尚书事，首席顾命大臣。谢晦，出身陈郡谢氏，虽非谢安直系，也是第一流高门。曾为刘裕太尉府主簿，为刘裕出谋划策甚多。傅亮，于东晋末投刘裕部下孟昶，很长一段时期为刘裕 “表策文诰”；特别由于刘裕受禅前是他最先领会意图，衔命回建康，讽晋帝退位，立促改朝换代，颇得刘裕赏识。檀道济，世代为将，很早就追随刘裕，屡立大功，有卓越军事才能。刘裕临死前对太子交待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屡从征战，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
这也是刘裕对四位顾命大臣的评价，结果竟与其判断毫厘不差。既然对谢晦不太放心，为什么要让他充当顾命大臣，相反刘裕的兄弟、同族却一个也没有呢？我以为这正是刘裕不同凡俗，高人一筹之所在。刘裕死前低级士族及刘裕诸弟、同族中有政治才干或文化素养的如刘穆之、刘道规等已先后死去，剩下的武将均不足以担当此任，与其勉强把他们塞进顾命班子、随后被人轻易搞掉，不如从高级士族下层中挑选精明强干而又和新王朝利害关系一致的人，委以重任，使之感激涕零，竭诚效力，或许会更好一些。徐羡之、傅亮就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被看中的。至于谢晦，虽然可疑，但比起其他第一流高门来又是最靠拢新王朝的；由于他们的社会基础深厚，政治影响大，顾命大臣中吸收一个这种类型的人，只要不放松警惕，恐怕只会缓和他们的消极、对立情绪，而没有坏处。
因为谢晦“颇识机变”，檀道济或许就是刘裕为防万一，安排从军事上对付谢晦的人；这一着棋，后来果然发挥重大作用，但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其性质和刘裕原来估计的却完全不同了。总之，徐、傅、谢、檀是经过刘裕深思熟虑，反覆斟酌定下来的。少帝义符17岁即位。可刚过了两年，年少轻狂、行止悖乱的少帝义符就被这几位大臣废为营阳王，不久被中书舍人邢安泰活活用门闩打死。徐羡之等随即迎奉武帝第三子义隆入奉皇统，是为宋文帝。次年，徐羡之等奉表归政，文帝亲政。又过了一年，徐羡之、傅亮、谢晦陆续被亲政后的文帝诛杀。为了家国黎民，徐羡之等人终于对宋少帝痛下杀手。试想，如果仅为个人的权力和利益着想，顾命大臣们完全可以在废黜少帝后，选择一个年龄更小的傀儡来继位，这样就可以在较长时间里掌控朝中大权，甚至可以效法古人取而代之，改朝换代。但是，徐羡之等人没有这么做，而是迎立了只比少帝小一岁的义隆为帝。这个时候，义隆已经18岁，已到了可以亲政的年龄。而且，义隆继位的次年，徐羡之等人就主动将执掌朝政的大权归还给新皇帝。这足以证明徐羡之等人既不想擅权，更无意篡政。然而，即便如此，徐羡之等人也终于没能摆脱“顾命大臣”悲剧性怪圈的厄运。
檀道济戎马倥偬，战绩卓著。根据他多年的战争经验，总结出《三十六计》，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军事著作遗产，被载入史册。徐羡之等三人废少帝义符时，檀道济不同意这样做，屡次建议不可如此，但并未采纳。
徐羡之、傅亮被诛杀后，曾令檀道济领兵平定闻讯兴兵造反的谢晦集团。檀道济将谢晦抓获，文帝遂处死谢晦。
檀道济在前朝既已立下功勋，威名甚重，左右的心腹也都身经百战，而他的儿子又都很有才气。所以朝廷对他有疑惧之心。时有人指点著他说：“安知非司马仲达也” 。宋文帝身体一向不好，卧病在床多年，多次几欲死去，领军刘湛把握朝政。刘湛担心檀道济和他不和，加上彭城王刘义康也担心文帝死后，檀道济无人可管。正值文帝病情恶化，刘义康假作诏书召入祖道，撤其官职。三月己未(即公元436年4月9日)，下诏历数檀道济罪状，将其处死。与其一起遇难的还有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檀植、司徒从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混、征北主簿檀承伯、秘书郎中檀尊等八人，又遣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亨至寻阳，将其子檀夷、檀邕、檀演和檀道济的心腹，司空参军薛肜、高进之处死。只有檀邕之子因年幼才被赦免。
檀道济被收捕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片刻间便饮光一斛酒，脱帻投地说：“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魏人闻檀道济死，都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从此连年伐宋，大有饮马长江之志。文帝自毁万里长城，值此国难思良将，问殷景仁：“谁可继道济？”殷景仁回答：“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文帝：“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军大举攻宋，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远望，甚有忧色。叹息道：“若道济在，岂至此！”檀道济堪称历史上唯一让杀顾命大臣的皇帝后悔的顾命大臣。

六、唐太宗留下的顾命团队：长孙无忌、褚遂良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兄弟，皇太子李治的舅舅，李世民最信任的亲信，朝中最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对唐太宗父子忠心耿耿。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褚遂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是唐太宗信任、佩服的爱臣魏征举荐的，为人正直、忠义。他任谏议大夫时，兼起居事，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唐太宗在辽东战役后，感叹魏征去世早，想起褚遂良的谏阻，对他更加钦佩重用，在贞观二十二年任命褚遂良为宰相。唐太宗是把他作为魏征的接班人看待，他在朝中没有结党，一心为公。从历史发展看，唐太宗的眼光是准确的，褚遂良也无愧唐太宗对他的信任。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重，让人把长孙无忌诏入宫中。他躺在床上，用手抚摸着长孙无忌的额头，长孙无忌痛哭不已，唐太宗也悲伤不能言语，让长孙无忌先退出，随后诏令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再次入宫，唐太宗对两人说：“我把后事托付你们，太子仁孝，这是你们知道的，要好好辅导他！”对太子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就不用担心国家。”又对褚遂良说：“长孙无忌忠于我，我有天下，他出了很多力，我死后不要让小人谗言离间他，”接着让褚遂良草拟遗诏。
唐太宗托孤不久去世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辅佐太子即位。
唐高宗李治21岁即位，按说有无顾命大臣，完全可以执掌江山，他却为皇后武则天所控制，差一点断送了祖业。可以说，李治是最不听顾命大臣建议的皇帝；长孙无忌、褚遂良也是历史上最吃力的顾命大臣，且出力不讨好。唐太宗去世后的朝廷，是以宗室贵戚集团、东宫旧属集团、托孤集团等组成，唐高宗把李勣召回任命为尚书仆射，朝廷各派在永徽元年就开始了矛盾，以司徒荆王李元景、司空吴王李恪为首的宗室贵戚，是在永徽以前控制了司徒、司空权力，也是朝中重要力量。东宫旧属集团除了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由于势力不大没有影响力，新任职的尚书仆射李勣和托孤集团的褚遂良最先被排挤，两人在永徽元年一个被解除尚书仆射职务，一个被外派同州。由此拉开了唐高宗朝廷的政治斗争序幕，一直发展到后来的武则天执政。
唐太宗托孤时，由司徒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为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担任了太尉，当时贞观年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只有程知节、尉迟恭、李勣三人，程、尉二人都不掌权。李勣是执掌军权的重要将领，他和褚遂良被排挤是贵戚集团所为。
褚遂良直到元徽三年才回到朝廷担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徽四年，宗室贵戚集团被摧毁，司徒荆王、司空吴王和许多公主驸马被镇压。徐王李元礼为司徒，李勣担任了司空，取代荆吴二王任三公。同时褚遂良升任尚书仆射，李勣的亲信兵部尚书崔敦礼担任了侍中，取代张行成、高季辅担任宰相。褚遂良作为顾命大臣的地位才真正得到巩固。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继续执行贞观政策，使永徽时代的唐朝国力继续强盛，他们辅佐唐高宗尽职尽责，一直到武则天开始干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才被陷害罢免。
就像唐太宗对高宗说的，有这两人你不用担心国事。两位顾命大臣被害后，唐朝几乎亡国，依靠唐太宗的威望和高宗的仁德，得到天下百姓怀念才得以复国。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褚遂良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晚年的褚遂良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
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长孙无忌自缢而死。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七、后周世宗留下的顾命团队：范质等人范质(911～964)，五代后周和北宋初大臣，生于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六朝，五朝为官，两朝为相。范质等人是历史上唯一经手改朝换代的顾命大臣团队，不得不忍辱负重。显德六年(公元959年)， 后周世宗柴荣病笃，召范质等人进宫接受顾命。世宗说：“王著是我在藩镇府第的故人，朕若有不测，应当用他为宰相。”王著是世宗从前慕府的僚属，嗜好喝酒。世宗想是病糊涂了。范质等人出宫后，相互议论说：“王著终日醉生梦死，哪配当宰相！千万不要把皇上这句话泄露出去。”
当天，世宗驾崩，年幼的梁王柴宗训即位，是为后周恭帝。范质作为顾命大臣被封为萧国公。
公元960年正月，后周君臣正在宫中庆贺新年元旦，镇、定二州使者飞马来报，辽国军队已南下与北汉军队会合。恭帝一时慌了手脚，范质、王溥等也来不及细想便急命赵匡胤率领宫禁值宿警卫的众将抵御来敌。赵匡胤率领大军驻扎陈桥驿，发动政变，黄袍加身，驱兵回京。范质在朝堂上听说事变，匆忙走下宫殿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之间派遣将帅，我们失策了啊！”指甲几乎把王溥的手掌掐出血来。王溥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一会儿，赵匡胤被众将拥着到来。赵匡胤哭着对范质说：“我蒙受世宗大德厚恩，但六军将士非逼着我做皇帝，竟然到了今日这个地步，怎么办哪!”范质不知如何作答。这时散骑指挥都虞侯罗彦环握剑厉声道：“我们没有天子，今天必须得到一个！”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一阵紧绷的沉寂后，王溥走下台阶拜见了新君主。目睹此情此景，已身历几度变乱的范质心下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他也步下阶来，带着对后周太祖、世宗的深深愧疚以及对茫茫前途的忐忑惶恐向赵匡胤俯下身去。
范质以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加官侍中；王溥以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加官司空；魏仁浦以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官右仆射。
从唐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大馆职都由宰相兼任，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宋朝因袭此制，范质、王溥的参知枢密职务被免去。
范质善终。

八、明穆宗留下的顾命团队：高拱、张居正、高仪高拱，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513年1月19日），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伟，自幼颖敏高拱好学。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为文雄健开爽，出人意表。年十七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1541），登进士第，选庶吉士。他由此从政三十余年，共提职十四次。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同年十二月，世宗崩，裕王即位，是为穆宗，改年号隆庆。元年（1567）二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五月，因与首辅徐阶矛盾，辞官归里。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还阁，以原官兼掌吏部事。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后，任内阁首辅。六年（1572）正月，加柱国晋中极殿大学士，余官如故。高仪，高仪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官太常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官礼部尚书，家中失火，苦无经费重建，遂借住友人家中。后引疾归。隆庆六年（1572年），以高拱推荐，起以故官侍东宫讲读。张居正，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张居正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1572年，穆宗驾崩，10岁的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他遗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大臣辅政。
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辉煌。再说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神宗年间，张居正当政，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神宗年幼，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但一拿起奏疏，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万历毕竟十六七岁了，就只有找人玩，找到了身边的太监，太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太监喝酒，他也喝酒，不过万历喝酒喜欢闹事。神宗八年喝醉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给自己唱歌，但那个太监不会唱歌。他闹的事马上就传到了太后那里，太后给他看了一本书叫《霍光传》，霍光曾经干过一件大事，就是废过皇帝，意思就是，如果万历再不听话，就把他废掉。神宗清楚，现在有能力废掉他的，就是张居正，所以由此恨上了张居正。张居正下场：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但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死后不久，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触动了神宗。神宗态度大变，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他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高拱下场：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与张居正谋，但张居正在太后前责高拱专恣，致被罢官。明神宗以“专权擅政”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就这样“志不尽舒，才不尽酬”，被罢相归家。归家后，发愤著书立说，著作有《高文襄公集》。万历六年七月二日（1578年8月4日）病，死于家中，享年66岁。葬于县城北部阁老坟村。高拱殁后24年，即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神宗为高拱平反，赠太师，谥文襄，荫一子尚宝司司丞。嗣子务观承荫。高仪下场：高拱被朝廷驱逐，此时正在家养病的高仪，听说大惊，但也无法，唯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高拱、高仪并非同族，出仕前并不相识。

九、清顺治皇帝留下的顾命团队：索尼、苏克沙哈、遏必隆、鳌拜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苏克沙哈，满洲正白旗，那拉氏。苏克萨哈隶睿亲王多尔衮属下。顺治十二年，因大败前明刘文秀立有战功，晋升为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清初五大臣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努尔哈赤第四女和硕公主穆库什。顺治五年，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鳌拜，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是皇太极的心腹。清崇德二年（1637年），鳌拜为先锋攻明皮岛，以勇闻。此后屡败明军，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1646年鳌拜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大破大西军军营，斩张献忠于阵，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教习武进士。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顺治皇帝吸取宗室辅政的教训，临终前令鳌拜等大臣辅佐幼子，宗室在旁监督。岂料事与愿违，8岁的康熙即位后，鳌拜权倾朝野，无人敢问。康熙14岁时通过“政变”才搬倒鳌拜这个顾命大臣，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可以当家作主的皇帝。最开始的时候，在太皇太后的暗中调控下，四大臣还能够和衷共济，一心一意的辅佐幼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臣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首辅大臣的索尼开始年老力衰，而本是末尾的鳌拜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其势力不断膨胀，反跃居首位，有大权独揽之势。面对鳌拜的咄咄逼人，索尼以年老多病为借口，尽量避免和鳌拜发生冲突，而另一位辅政大臣遏必隆则见风使舵，投靠了鳌拜集团。最后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因为他所在正白旗和鳌拜所在的两黄旗是世仇，虽未投靠鳌拜集团，但其势力不足以和鳌拜对抗。
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康熙六年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赌斗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
“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这里的侍卫，就是宫廷侍卫；拜唐阿，是满语音译，是没有品级、听差服役的人。
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尧、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时间不详。
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
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惩治鳌拜，遏必隆亦被康亲王杰书以十二项罪名弹劾，遂削去其太师之职，夺世爵，下狱论死。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念其为顾命大臣，而且是勋臣之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康熙十二年（1673年），遏必隆病重，康熙帝亲临府邸慰问。是年病逝，谥号“恪僖”。

十、清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团队：载垣、肃顺、端华、焦祐瀛、杜翰、匡源、穆荫、景寿载垣：载垣为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五世孙，袭亲王爵。道光时，任御前大臣，受顾命。咸丰继位，为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同端华、肃顺相结，资深位重，权势日张。端华：清开国奠基者舒尔哈齐之子、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道光年间袭郑亲王爵，授御前大臣。道光帝死，受顾命。咸丰继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端华与弟肃顺同朝用事。肃顺：为宗室，郑亲王之后，端华之弟。道光时为散秩大臣。咸丰继位后，由护军统领、授御前侍卫。又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都统，后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互相依靠，排挤异己，掌握大权。景寿：景寿先祖为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乾隆时进攻缅甸得胜而受封，世袭罔替。三传至景庆，死。弟景寿袭封。景寿为御前大臣、恭亲王奕同母妹固伦公主额驸。穆荫：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国子监祭酒（非进士特旨）。到天津议和，获巴夏礼送到北京，事情闹大，改派护驾热河。匡源：道光进士，军机大臣。杜翰：咸丰师傅杜受田之子。因咸丰感激师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为军机大臣。翰力驳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议，受到肃顺等赞赏。焦佑瀛：为道光举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依附权臣肃顺，诏旨多出其手。上述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 （逃难承德避暑山庄，躲避英法联军）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实际上，咸丰皇帝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咸丰皇帝临终之前钦命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肃顺等人手握钦命，为所欲为，并不把慈安、慈禧的帝后势力和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放在眼里。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极欲利用圣母皇太后的身份谋夺最高统治权。她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擅权的计划遭到八大臣的抵制后，便与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勾结起来。
慈禧于10月7日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兵权；奕訢再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10月26日，叶赫那拉氏由热河起行，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跟随从间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走大路护送。11月1日，慈禧一行在胜保派亲兵接应下抵京，当天即与奕訢会昭秘商。11月2日黎明，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两旁的卫侍一一逮捕。肃顺扶柩到达密云时，在行馆被捕拿。3日，慈禧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等人任军机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7日，清廷改年号为“同治”，并宣布载垣等三人大逆不道等罪状，当即赐载垣、端华自缢，将肃顺斩首，景寿等五人分别罢黜或遣戍。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并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状，主要有：抗拒皇太后垂帘听政，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各国等。11日，载淳正式登极，太后听政，时年26岁的慈禧篡夺了清朝大权，开始了她对中国48年的黑暗统治。
1861年是辛酉年，故亦称“辛酉政变”。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起来，发动的辛酉政变，一举摧毁了“赞襄政务”的顾命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的全军覆没，其根本原因除了其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之外，他们刚愎自用，为所欲为，轻视对手，安享风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欣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欣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10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慈禧）的独生子，5岁即位。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终身成为其生母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傀儡。载垣，“辛酉政变”后，在北京被捕，赐白绢自尽。肃顺， “辛酉政变”中被斩首于菜市口。端华，辛酉政变中赐自尽，爵位被革。焦祐瀛，咸丰皇帝的诏书，多为其草拟。辛酉政变后，被免职。杜翰，辛酉政变后，被革职，发配新疆，后来被赦免，从此闭门不出。死于同治五年。匡源，辛酉政变后被罢官。善终。穆荫，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的罪名被撤职流放。后被赦免，同治三年，在家中去世。景寿， “辛酉政变”后被罢官，但是仍然保留公爵及额驸品级。同治元年二月重新出任蒙古都统，三月重新授予御前大臣的官职。同治三年七月重新赐紫缰，十月重新被授予领侍卫内大臣的官职，十三年十二月任命他管理神机营的事务。光绪十五年六月去世，谥号端勤。是顾命八大臣中下场最好的一个。说明：1、赵高不能算顾命大臣。秦始皇病重召来兼管着皇帝符玺和发布命令诸事的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当时扶苏与大将蒙恬正驻军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防备匈奴；始皇命他将军事托付给蒙恬，赶回咸阳主持丧事。看来秦始皇有意让扶苏即位。诏书封好后，始皇吩咐赵高火速派使者发出，岂料老奸巨猾的赵高假意允诺着，暗中却扣压了遗诏。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改始皇遗诏，扶立胡亥，赐死扶苏。后来赵高害死李斯、胡亥，自己也被尚未登基的秦王子婴设计杀死。继承人地位没确定，小皇帝未立，何来大臣顾命？秦始皇只是把赵高当成了一个传令兵，他没想到平时那样听话的赵高如此胆大包天（秦始皇以为他死了，人们也得怕他哩，扶苏就是个被吓怕的典型。）如果算赵高一个，他也是最最差劲的顾命大臣。2、明朝太监冯保不能算顾命大臣。网上说太监冯保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空前绝后的的充当顾命大臣的宦官，不足信。明穆宗遗诏中指定的顾命大臣很明确，只有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即使冯保当上了顾命大臣，也是假的；是他伙同张居正篡改遗诏，伪造的。造假不算。张居正死后，冯保被抄家、发配，后死在发配地。3、清朝多尔衮不能算顾命大臣。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因为老皇帝皇太极死前未立继承人，也没有这方面的遗诏。小皇帝的人选是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提出的；议储大会上，多尔衮也差一点成为正式人选，只是支持率不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摄政大臣，也是多尔衮自封的。
多尔衮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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