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廷中国汉字源于满洲地区的红山文化考证-满族文化网

李冠廷中国汉字的摇篮
——红山石刻图画文字的发现与考证
王松林\文
【内容提要】壮哉！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伟哉！浩浩中国汉字传承智慧源。本文通过大量翔实的考证，将中国汉字的起源、嬗变、流传、定型过程逐一梳理，揭开了汉字源自北方商族之谜，并通过笔者发现红山石刻图画文字，打开了尘封“殷墟下”的甲骨文神秘大门，让世人在领悟中沐浴远古文明的温馨曙光。
【关键词】 发现石刻文 中国汉字 摇篮
“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文化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而“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物质及精神方面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结出文明之果，而任何文明都有文化的背景和基础。文化可以决定文明的命运，文明的程度可以影响文化的改变。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文字的起源与嬗变，是古今中外考古学家最为关注和热衷的研究课题。而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汉字的起源，众说纷纭，一直是中国古汉字研究之谜。甲骨文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系统在中原发现并广泛应用后，人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出一个问题：甲骨文这个最古老成熟的文字，经历了怎样的漫长历史发展、演变过程而成为古人普遍使用的交际工具的？它的起源究竟在哪里？
一、仓颉造字是传说？还是史实？
仓颉造字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仓颉，称苍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轩辕黄帝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仓颉的籍贯，据《万姓统谱·卷五十二》：记载，“上古仓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明一统志·人物上古》亦记载：“仓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荀子》、《河图玉版》、《策海》、《史记》、《路史》、《述异记》、《辞海》、《中国通史》、《白水县志》、《洛南县志》等文献史料对仓颉在洛南造字都均有翔实记载。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全国流传得更为广泛。《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爪之迹，知今之可相别异也，构造书契。”由于仓颉造字的贡献实在太大，所以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和遗迹遍布黄河中下游许多地方。这其中，临汾的洞儿村即今尧庙镇西赵村影响较为广泛。当地相传，仓颉是从猎人按虎、狼、牛、羊的脚印捕猎的故事中得到启发，造出了象形文字。据《平阳府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见灵龟负图，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文字既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这足以印证，今西赵村或是仓颉故里，或是仓颉造字之地。[1]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这是早期记事常用的方法，可惜这些物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所以当时的记事情况已无法知晓了。但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总字数达到3500个上下。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既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是传说中仓颉造的28个文字)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籍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代的经书，又进而渲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近代考古发现了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陶文、约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
关于仓颉造字，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2]。
笔者认为仓颉可能实有其人，民间另一个传说更为符合历史：仓颉从绳结记录的史书给黄帝提供错误的史实，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为了造字他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办法。三年后他回到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据《柳文化谱》里记载：“王文书文字而如篆如符。”按其字义，指“王的文字”“支配者、统治者的文字”，也就是指“神市篆书”。[3]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柳文化谱》一书，本是与檀君关系密切的黄海南道九月山一代的古文化，现为籍贯的“柳”氏一家的久传家谱。“三皇内文”来源于中国晋代的古书——葛弘的《抱朴子》的记载。这里的“三皇内文”，毕竟是含有“王或支配者、统治者之文”之意，与“王文字”一样指“神市篆书”。
“王的文字”，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文”乃普天下之意。《帝王世纪》曰：“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绎史卷三》引《春秋命历秩》：“伏羲燧人始名物虫鸟兽。”是说开始使用图画和象形符号纪事。以此推断，王文，是太昊、少昊时代“王天下”的神符。《抱朴子·地真篇》曰：“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三皇内文，“内”有玄机。“内”字象形，“人”在“冂”中，合文曰“内”。《金丹篇》：“三皇内文召天神地祇之法。”其作用是高垂华表召集万国盟会的神符（笔者按：代表各氏族图腾徽记、权杖一类的符号），类似于古书中描述的“招神幡”。“三皇内文”同“王文”构型笔划有所差异，故将其作为中华太古象形文字划时代的一种称谓。
从笔划构型特征考察，“三皇内文”与仰韶文化时代的陶符文字、殷墟甲骨契刻文字、夏商周七十二王春秋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以及古汉字起源的秦篆，属于同一种系统文字。“三皇内文”既为赤帝、蚩尤、帝俊时期的古篆体文字，显然远早于“与尧并立”的檀君朝鲜，比信史所传黄帝史官仓颉还要更早。《抱朴子》说黄帝“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笔者认为，仓颉即“紫府先生”，最早用象形文字在龟甲契刻文史，故后人称之“黄帝史官”。仓颉对中华象形文字最重要的贡献，是以象形文符为本创造出系统的“标音文字”，后人誉之“字母”，进而奠定了中华太古象形文字的坚实基础。据此可知，文圣仓颉“始作书契”使用的应是比“三皇内文”更加复杂、更加规范的“象形”文字。所谓合体为字，或形与形相合，或形与事、形与声相合，形声相益，衍生变化而渐多，盖由文而生字也。此则不限于仓颉“始作书契”之时，而后之贤者亦即其文而相益。“仓颉而后，变易亦繁，五帝三王七十二代春秋战国，凡所谓古文者，何可胜数。”。可以说，“象形”文字是圣哲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太古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
原始图画文字是中国象形文字的萌芽，笔者多次深入内蒙古红山地区考察走访，征集到原始石刻图画文字资料和石刻原石三百余件，经过反复研究考证，得出以下结论：红山地区是中华汉字的发祥地和摇篮。
二、中国汉字发祥地考古实证
实证之一：最美最成熟的岩画发现地
赤峰地区史前岩画的摹刻年代，大体上包括在距今8000年前以至3500年。根据国内外岩画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调查的基本经验，我们将赤峰岩画大致划分为三个较大的历史阶段或分期，即属于考古学文化认知领域的史前文化阶段、青铜文明阶段和铁器时代的遗存。第一个分期，时间距今8000年前至3500年前，相当赤峰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中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连续发展阶段。在这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内，古代赤峰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始终是以比较发达的原始耜耕农业为主，兼营渔猎采集的社会生产活动，诸多的文明因素已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缓慢而逐渐地增多起来。因此，属于这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赤峰岩画的基本特点，就是以造型各异、数目众多的人面摹刻为主，间或有抽象的几何图案，也有一部分动植物的造型。此期内的赤峰岩画造型的突出特征，就是重点表现眉目口鼻。钝器磨刻的岩画制作技术，仍然是此期内赤峰岩画制作的基本技法与主要手段。百岔河岩画的部分内容、阴河岩画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此期内的赤峰岩画，就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水平来说，不论是在构图的准确、线条的流畅，还是在气韵的生动等方面，都明显地超出了相同历史时期的其他地区同类岩画遗存的创作水平，这似乎意味着当时古代赤峰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超乎寻常的发达水平[5]。
实证之二：最早的陶文发现地
石棚山位于赤峰以北约30公里处，氏族墓群分布在山顶东南两面的向阳坡上。1977年发掘清理了77座墓葬。经鉴定，石棚山墓葬属于小河沿文化，其年代距今4300-4500年，其中52号墓出土的直筒罐周身刻有原始文字号，此外还有很多单个的刻划符号或图画。从石棚山的类似图画的刻划陶器符号中，我们看到了象形文字的雏形[6]。

（图1，笔者拍自翁牛特旗博物馆）
布谷先生撰文论证：石棚山原始图画文字是一篇原始祭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古老最完整，可释读的文字作品；它的出土为汉字发展史奠定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西辽河流域原始陶文是汉字的源头——金文——甲骨文[7]。
实证之三：最完好的石刻图画符号出土地
三座店石城位于赤峰市松山区阴河岸边的洞子沟山上，是大、小两座并列的石城，大城在西，小城在东，总揭露面积9000多平方米，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城”。这里的建筑均为石砌圆形基址，自上这处遗址基本未被后世扰动损毁，遗迹间也不存在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因而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它的初始状态，以至于今天的考古专家称其为“塞北古城的完整重现”。
200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全面揭开表土层之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的生活层内出土了三块摹刻着岩画的石块，其中一幅岩画的基本特征，几乎与阴河岩画的抽象人面完全相同。这三块带有岩画的石块的出土，将同此类型的岩画摹刻年代初步确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或者更早。这是考古发掘到的有关石刻图画符号的第一次报告。
虽然遗物较少，但遗留下来的石磬、人面纹岩画等器物都很精美。物不在多而在精，特别是发现了两枚刻有类似文字符号的陶片，每片一个字符，呈上下结构，具有典型的表意特征，它们无疑为成熟的文字类符号。[8]
实证之四：最早的卜骨发现地
我国古代的占卜习尚由来已久，影响至深。商周之际占卜稽疑的范围极其广泛。凡祭祀用牲、征伐田猎、饮食宴享、年辰气象、福祸灾异、生老疾病、行旅交通等所有事项，都要求神问卜，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斥弥漫着浓重的神秘烟雾。当时的国家设有专门掌管占卜事宜的机构和宫职，上自军国大事，下至私人琐杂，无事不卜，无日不占。占卜的结果不仅规范着君臣民众的思想言论和举手投足，而且还影响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规划和制定。这种古老的社会风俗影响之深，直到今天仍可在民间随处见到其遗风余绪。至于它的源起，则绞尽了历代学人的脑汁而终无确解。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五千三百年前用野鹿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其年代比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秕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卜骨都要早，它那只有烧灼痕迹而不见钻凿窝坑的特点说明其占卜方法也相对原始。这是目前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一件年代最早的占卜实物资料，富河文化卜骨的发现，为人们探讨古代占卜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历史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也逐渐地扩大，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並且是越来越复杂，需要预知事物的范围和程度也不断地增宽加深。在前景难料而自然征兆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为了帮助自己决定行止或者是寻求安慰，人们开始考虑设法通过某种办法主动地和神灵接上关系，请求神灵根据人们所要预知的具体内容，发出征兆启示。这种方法，便是占卜。
占卜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是人们屈服于大自然而又企图控制大自然的结果。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动机是人们希望预知世界的发展变化趋势，但他们又是完全不理解这个世界。绝望和追求、自卑和抗争、无知和理智等等矛盾都交织错杂在一起。人们在水深火热、艰苦竭獗的困境中刚刚侥幸地迈出一步，谁知等待着他们的前途却是步入新的歧路。由于各个原始部族生活环境的差异，又决定了早期的占卜形式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各族发展演进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虎卜、鸟卜、鸡卜、骨卜、竹卜、筮占、梦占、望气和星占等各种形式的占卜。《史记·龟策列传》说：“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不仅在横向上，占卜形式呈五花八门状态；如殷商盛行骨卜而姬周则时砦筮占。尽管如此，综观中国古代各族占卜发展演化全程，最为普遍、最属经常的占卜形式还是存在的，这便是骨卜。
早期的求占问卜对象是各类自然神祗，占卜手续比较简易方便。到了商代，在自然神崇拜基础上出现了上帝观念，商王把自己的祖先和上帝联系起来，认为他们自己和列祖列宗都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理人，所以历代商王都被视为天子。这时的问卜对象，除了各类自然神祗而外，主要的则是上帝和先公先王。国家中央设有地位极其重要的神职机构，选择和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充任神职工作，具体负责占卜等项事宜。商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大国，他的版籍已经向南扩大到江淮地带。长江两岸多产寿龟，这种动物有着十分神奇的生存本领，可以不籍食物存活数千年之久。这种神异的生理功能被人们视为神性，认为龟是一种善知吉凶祸福的灵物，以龟甲占卜，最具灵验。因此殷人的卜具大多数都以龟甲做成。《淮南子·说林训》说：“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勿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
西辽河流域地处塞外，龟甲稀缺，这里的居民所用骨卜材料，主要是野兽和家畜的肩胛骨。富河文化时期，狩猎经济在整个社会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漫山遍野而又通身皆宝的野鹿是人们的重要衣食之源。人们赋予野鹿以神秘的灵性，故用它的肩胛骨做为卜骨借以沟通神与人之间的联系。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由于农业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猪、羊等家畜的肩胛骨便也经常被用来占卜[9]。
红山地区的占卜作为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受自然力的压迫而无力应付，同时也反映了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和人类知识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把握自身命运欲望和要求的增加和扩大。严峻的现实生活迫使人们时时谨慎地观察自然界的动静变化，或者通过人为的努力，向神灵主动地提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求得预示，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前兆，预先做好准备以应付灾害、避免损失，或者是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得益成果。

（图2，著名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赠送给笔者的旧石器晚期约22000年前野牛肩胛骨，上面有明显的人工钻孔；笔者认为可能是最早期的卜骨）
实证之五：最早的骨刻符号发现区域
1983年在阎家岗农场木材厂院内发掘HY83TA3探方时，发现距地表3米多深处，砂层上部的化石十分集中，把化石以上的土层去掉，再清除掉周围的砂子，发现这些化石呈弧形成层层叠压，排列有序。一端延伸至TA4坑。大部分化石较规整地排列成半圆形，另外有些骨骼上遗有人工痕迹，骨骼垒叠有规律，排列成弧形，这只能是人类所为。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两年发掘获得人化石1件，石器1件，有人工痕迹的骨片43件（其中有的在打击劈裂后，又在裂面上作了进一步加工），古营地遗址1个，古动物化石21种、700余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Cl4实验室，对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所作的测定表明，这个地点的绝对年代为距今22370±300年，是黑龙江省迄今已知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10]。
笔者于2018年10月邀请著名古生物化石研究专家、考古学家魏正一老先生到松花江畔考察骨刻文曾经出土地，魏老介绍松花江流域确曾发现过骨刻符号。笔者在内蒙赤峰翁牛特旗征集到5000年前的甲骨文残片30余片。以上信息足以证明松花江流域、大兴安岭地区及红山地区的古代先民确曾使用过骨刻符号和图画文字。
实证之六：最早的玉石铭文发现地区
2016年3月25日央视探索发现《黑皮玉之谜》播出，片中介绍一位名叫金喜镛的韩国人，1991年在内蒙的巴林左旗购得一尊女神造型的黑皮玉雕，高28厘米。他往返中国400多次，考察了内蒙古几百处位置，他深信，这是人类最早的文明。2006年6月22日，在向导的带领下，金喜镛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北面的一座山上，在一个古祭坛中，金发现了31件黑皮玉。他欣喜若狂。2007年11月23日，在韩国首尔大学，经过黑皮碳14测试，得出黑皮玉距今已有14300年（正负不超过60年）的结论。目前，研究黑皮玉的一批民间收藏家和研究者，都一致认为红山黑皮玉文明，要比“玉猪龙时代”悠久而古远。
2018年夏，笔者在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收到的陨石铭文碑，上面均刻有规格统一、曲篆流畅的华丽铭文。至今无人能够破解。（见下图）

（图3，笔者收藏的陨石铭文碑 高60cm X宽20cm）
三、商族南迁与甲骨文的传播
甲骨文是中国商王朝晚期刻于龟甲兽骨上用于占卜和记事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具有文字三要素（形、音、义）的中国最古老文字系统，为汉字鼻祖。亦称殷墟文字、卜辞、龟兽甲骨文字。甲骨文是较成熟、有系统的文字，汉字的“六书”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甲骨文是世界四大自源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圣书文字、中国甲骨文、中美洲玛雅文）中唯一延续发展至今的古文字，历经金文、大篆、小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发展成今天的简化字。甲骨文曾被埋在地下三千余年，一百多年前才被发现，具有世界文字史上瑰宝级的地位和价值，引起许多国家的极大关注。至今，甲骨文已出土15万片近5000个单字，释译成当今公认的字有1200多字。其记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甲骨文学术研究成为世界显学。甲骨文书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法珍品，也是书法领域中古老而年轻、质朴而亮丽的一枚奇葩。
而甲骨文的起源究竟在哪里？一直是难解之谜。笔者通过多年研究和大量实物收集、现场考证，试做以下分析：
在上古传说时代，同北方之神颛顼齐名的人物是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于颛顼为族子。”(《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他们同兴于北方，所代表的部族当相去不远，《史记》集解引张晏语，“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正因为他们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一些源于北方（这里主要指东北）的部族大都以他们为共同的祖神。这些部族有一样的卵生神话，以鸟为图腾标志。
原始人认为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本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氏族的祖先，而加以崇拜，常常以此为氏族标志，在服饰或住所等地方用它作记号，以区别于其它氏族，这就是图腾。共同的图腾信仰，虽然不能无批判地认为他们绝对同出于一个祖源，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关系密切，自远古就有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传帝喾的后裔很多，大都活动于东北，被中原地区概称为“鸟夷”。《禹贡》冀州“鸟夷皮服”。马融谓：“鸟夷，东北夷国。” （王肃同）薛士龙：“岛夷（鸟夷），海上诸夷，秽貊、肃慎之属。”秽貊是诸多民族的概称，高句丽即为其中之一，《好太王碑文》“准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墓也。出自北扶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生。高句丽立国之。后姓高氏，自称是高辛氏之后。（见《朝鲜史略》），肃慎即女真族先世，发展为后来的满族。传说中的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也是其母佛库伦吞食了神鹊所衔朱果而生的。[11]这些见于文献的古老民族都是以鸟为图腾的，可谓同源异流。
鸟图腾的滥觞，在北方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红山文化的先民们是崇尚鸟的。辽宁阜新胡头沟、福兴地，凌源三官甸子，喀左东山嘴、内蒙巴林右旗那斯台等红山文化遗址都出了玉石雕琢的鸟形器。[12]加上收集馆藏品，已知有十余件，是红山文化中玉器数量较多的。这些玉鸟规格不大，腹下细辩可见三角纹痕，以示腹尾分界，有的还在三角形内加饰方格纹，做工精细；造型别致生动，大都呈展翅飞翔状。很多玉鸟都有钻孔，很可能是用于佩戴的，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标志一一图腾。
商族是帝喾高辛氏的后裔，其始祖是契。“殷契，母日简狄，有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高辛氏帝喾，齐人称之为，（鸟旁加乙），也就是玄鸟。
商族是源于北方的，以鸟为图腾的古老部族的一支，以燕予（玄鸟）为图腾标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3]郑注说；“天使（鸟乙）下而生商者，谓（鸟乙）遗卵，戎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太平御览》记有：“简翟浴玄丘之水，燕遗卵，吞之，剖背（后）生契。”[14]张博泉先生考玄水即为青龙河[15]。玄可训为北，“玄丘”意即北丘，也可能是响水（西拉沐沦河上源）所出之光顶山。因为《荀子·成相篇》有:“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即《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的“辽水所出”的地方，高诱注云：“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入南海。《水经注》也有：“辽水亦言出砥石山。”并介绍了辽水的走向，可知是今之辽河砥石山就是西拉沐沦河正源光顶山。光顶山位于赤峰克什克腾旗西南部，也称“源水头”或“湟水源”（唐宋之际西拉沐沦河又称潢河、潢水或湟水），有人据古籍称之为白岔山，系以白岔河（即百岔河，言河多支流）为西拉沐沦河正源之误，实际上並无白岔山，最初可能是“白”与“百”相混，古人望文生意，主观臆断所生。“亳”与“番”是可以通假的。
传说中颛顼和帝喾都曾建都于毫。《帝王世纪》；颛顼“都毫“，“喾居毫”。《史记》集解孔安国语： “契父帝喾都毫。”此外还有“契居蕃”或“契居番”等记载。古代“毫”与“番”是可以通假的。《赤峰地方志·金石志》辑录了一枚发现于赤峰地区的汉代铜印，刻有“番固”二字。此印不是人名，当为打印于某种器物上的专用印章，可见“番”在汉代仍是这一带的地名。
翻览古籍也不难找到“毫”位子西辽河一一大凌河流域的佐证。 紫蒙川即今之老哈河。紫蒙川“在今柳城（朝阳西境”又有“紫蒙城在柳城西北紫蒙川”《淮南子·地形训》还记有：“东北薄州曰隐土。”“薄”与“毫”音同； “隐”与‘殷”字通。《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殷土”即“隐土”，也就是“番”地。《列子·汤司》： “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可见“隐土”在今天的西辽河一一大凌河流域[16]。
玄鸟——黑色的鸟（即燕子）：燕子最愿意接近人类，人类也最爱护这种益鸟。燕是典型的迁徙候鸟。每年春季从南方飞来，繁殖结束后，幼鸟仍跟随成鸟活动，并逐渐集成大群，在第一次寒潮到来前南迁越冬。商族人仿照燕子的习性迁徙到黄河——河南——中原地带。并尊燕子为部族图腾徽记。
“玄鸟生商”不仅仅限于“传说本意”，而是“扩延”到指引商族走出苦寒的冰期，南下定都中原的伟大意义。
古代气候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公元前一万年地球气候灾变，北半球进入“新仙女木”千年冰期，酷寒干燥导致的大规模尘暴，席卷扬尘充斥于天地之间，物种被推至生死存亡边缘，猛犸象、刃齿虎等几十种史前巨兽灭绝，人类大规模迁徙造成美洲克洛维斯文化消失。[17]
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科研成果显示，距今8500～3000年前后全新世的大暖期，是新石器古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但是，这一期间也曾出现气候剧烈波动时期。其中，距今4800～4200年间的“小冰期”降温事件影响巨大。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等人使用环境演化高分辨率分析（10～100年时间尺度）的方法研究全新世古环境时提出，在距今4800～4200年间有一次降温事件，剧烈的气候异常导致了古文化的变迁。他认为，蒙辽冀地区繁盛的红山文化突然衰落和小河沿文化发展的低谷可能与这一降温事件有关，也应征了降温时间的存在。现代天文学表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平面有23度的夹角，相对于北半球大陆板块而言，地球自转轴因外力（包括来自外太空的剧烈撞击）作用发生偏移，是进入大暖期或冰期最重要的因素。超级火山大爆炸向外太空释放的巨大能量和高速喷射流，足以使地球空间扭曲导致自转轴偏移，笔者认为，这正是“多巴火山”与“白头山火山”爆发后千年冰期的根本原因。[18]
寒冷的气候造成恶劣的环境，让商族人认识祖先图腾的神秘的显圣作用。于是携带通灵占卜的萨满和甲骨文，携带着发达的青铜器，携带者治理国家的礼制和法典，向中原地区一路南下，最终定鼎中原，建立雄霸天下的强大帝国。
甲骨文是商王朝传入中原重要文化交际工具；并广泛应用于上下贵族及百姓的占卜之风；巫师成为最受热捧的神职人员，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片足以证明当时的占卜之盛。
四、中国汉字源于图画文字
笔者经过长期考察赤峰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综合各家研究论据和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及实证，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现做以下论证：
红山文化鼎盛期过后约1000年，距今约4500年，就出现了小河沿文化，不久又开始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黄帝而高阳，高阳而高辛，高辛而尧，而舜，而禹，其间满打满算，炎黄时期也不会早于小河沿文化，其实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初期。
此时，“红山古国的重心已经南渐于燕山地区，她已经有了5000年的新石器文化传统，出现了早期城市的雏形，创造了文字，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分化出了富贵与贫贱，而且进入了青铜时代；”“红山古国”终于步入了极盛时期。
黄帝部落是夏族的先人，来自西北，他们曾沿着桑干盆地，向东发展，结果与燕山地区的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冲突，桑干河流域是东北区系文化与西北区系文化的接合部。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是先夏文化与先商文化之间第一次相互撞击的最高表现形式。在桑干河畔，黄帝部落受到了炎帝部落，蚩尤部落的阻遏，一部安于晋南，靠近河东盐池，经之营之，是为夏国。
《史记》以为契玄王和夏禹是同时代的人。这看法是可信的。《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先商的年份与之相仿佛。 《荀子·成相》：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国语·周语》也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史记·殷本纪》说这14世是：（见下表）

而《世本》则认为是15世，“曹圉生根圉，根圉生冥”，这样就多了“根圉”这一世”有长短，约以30年计，14世是420年，15世是450年，加之“殷道亲亲”或是“有王与无王”的因素，那么，先商的年份与《竹书纪年》所记的夏祚471年就更为近似了[19]。
当此之时，契玄王正统御着强盛无比的“红山古国”。《史记》所谓夏禹与契玄王相让之事，正好折射出东北方向的“红山古国”与西南方向的以晋南安邑为中心的夏国分庭抗礼的历史真实面目。
大禹死后不久，夏国就发生了内乱：益要取代启，为启所杀：启予太康被后羿取而代之；后羿又被寒浞所取代。此时，先商方面已到了契“孙”相土时期，商族先人强大得更加不可一世。他们以5000年的文化为依托，以青铜器的威风作前导，环视九州，睥睨晋南，南越燕山，经历了400多年的征战与转徙，先后占领了今之河北、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土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亥服牛，死于易水之滨。这些记述恰好反映了商族先人挺进中原，建立商国的英雄的艰难历程。[20]
农耕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及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培养了我们民族的形象思维能力，从而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优美的！以象形为基础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一一汉字。在世界历史上能够与汉字媲美的文字，只有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但这两种文字的寿命都不逾3 000年，既被拼音文字所取代了，唯汉字迄今仍活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以汉字可称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了。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我国的文字产生于黄帝时代，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汉字。从古史记载中可以推测黄帝时代距今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首次发现了中外闻名的甲骨文。这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冲击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观点，很多学者又把殷墟甲骨文做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已经很完备了，基本上具备了“六书”，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因而可以肯定甲骨文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当一些图画文字在出土的陶器上被发现时，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或彩绘）符号上。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在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一些符号。由于这些符号比较简单，数量又少，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1963年西安半坡的发掘报告公布了该遗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的刻划符号100多例，很快引起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视。郭沫若先生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1]后来又在陕西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青海乐都等地发现了类似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除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外、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也发现有陶器刻划符号。
西辽河流域后红山文化的陶器符号不同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孤立的刻划记号，甚至比大汶口文化的图画符号更先进，是最原始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世界——四、五千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同时告诉我们，西辽河流域的先民们为人类最优美的文字——汉字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述陶器符号是以图画的形式出现的，体形比较复杂，但大都是单一的，偶而发现有两个在一起的，也很难找出它们内在联系，似乎很难说这些符号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此比较，赤蜂石棚山的后红山文化陶器刻划符号则有很多新的特点。并且石棚山的原始文字数量可观，形体复杂，不仅有简单的族徽或崇拜物的标志，而且复杂的记事或祭祀铭文。这种刻划在陶器上的原始文字已走出了简单的刻划记事体系。
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促进了文字的产生，人们也自然把文字做为衡量某一地区或民族文明成度的主要标准。美国学者摩尔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22]石棚山的原始文字从时间上看同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的时间大体相当。联系到西辽河地区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祭祀神庙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礼器的发现，我们可以这样说：茫茫西辽河流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五、流动的岩画——红山石刻图画文字发现与考证
（一） 红山石刻图画文字的发现
2018年10月21日， 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王松林从北京申报国家艺术基金课题终审答辩结束后，专程由河北滦县一路走来考察红山文化起源与传播路线，从承德又专程来到到内蒙古赤峰市，笔者为了寻觅历史线索和得到实物印证，凭着20多年来积累的鉴定经验和收藏兴趣，决定到赤峰早市周末古玩交易市场走走，我早上7点钟就从宾馆起床，几乎是第一个来到古玩早市的，尽管各地的商贩还没来齐，但为了抢占地摊，也陆续来了很多；我从西往东，一遍遍低头搜索，这是秋末初冬最好的时节，按照行内话：是出货的最佳时机。的确，在大小地摊上，各类老物件、石器、玉器、骨器……非常丰富，随着国家对民间收藏的政策出台，古玩市场也异常活跃
当我刚走完一半市场时，无意间发现几块黑色的片状鹅卵石上雕刻的从未见过的图画符号，无论从自然包浆，岁月的痕裂，斑驳的沁色，古朴的划刻，沧桑的美感，都让人感到神秘而古拙。笔者凭着多年的收藏经验和职业敏感，将几块石头买下来，经反复研究并咨询同行专家得出结论：这是史前古人雕刻的符号无疑。回到长春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和收集有关资料，2018年11月16日，笔者带领考察小组一行4人，按照古董商刘青介绍和指引的路线，第二次来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部大峡谷和翁牛特旗的老哈河流域及其支流少郎河、百岔河、阴河流域考察。经过为期一周的走访、实地踏查、征集民间收藏文物，行程1800多公里，拍摄实地现场、岩画图片560张，在村屯征集（包括采集）到红山时期石器68件。初步考察收获颇丰。
王松林于11月16日带领裴怀春（男，吉林省敦化人，现年42岁，具有丰富的动植物研究专业经验；）刘浩，男，32岁，赤峰翁牛特旗人，具有15年的业余考古经验，喜爱收藏。）王超，男，32岁，赤峰翁牛特旗某小学教师，对赤峰大小山川河流颇为熟悉，此次专为向导。）我们一行考察了百岔河岩画、阴河岩画、走寻了老哈河、少郎河及七老图山大峡谷古河道两岸的红山遗址，发现史前遗留在河道及两岸山坡台地上，一块灰色河卵石上有人工刻痕及红山时期的遗存器物,另据当地很多村民介绍，这类石刻发现地很多；其中在翁旗解放营子征集到的脚印符号、生殖符号，证明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曾普遍使用此石刻文进行占卜、祭祀、记录事件等；王松林带领考察小组经过多日的走访、踏查,确定此类石刻图画文字,是红山人使用的石刻符号无疑。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在一块块暗灰色的片状卵石上，因石头上密布着星星点点的小坑，当地人称之为：“麻子蛋”。而就在这大小不一，大的30—40公分、小的10—20公分，似乎看起来不起眼的片状河卵石（亦有褐色鹅卵石）上，不知是哪位远古大师用充满神奇的想象力和智慧，在一块块石板状鹅卵石上创作出奇妙、精巧的线刻图画符号，最小的字仅为0.5公分，这对于远古4500-7000前的古人类的精湛技巧和石刻工艺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那凝固在石头上灵动的线条，充满张力和稚拙美感的艺术符号，仿佛是复活的“毕加索”从远古走来，又仿佛是当代的抽象派大师穿越到远古年代；仍然历历在目，在向世人无言地诉说着先民们神秘而永恒的故事。
卵石石刻图画文字大量并集中出现是目前首次发现；证明红山人在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用片状板石和鹅卵石代替纸张的一种伟大发明。也进一步说明红山人已经在大约4500至7000年前就掌握了高度文明的图画象形文字，应属于河南殷商甲骨文的鼻祖文字起源。
（二）红山石刻文的命名
石刻文不同于岩画，它是用图画和象形的方式记录占卜预兆结果、记述部落事件、祈愿神灵福佑、请神升天的愿望、标记祖先图腾徽记等；是趋于成型的文字；因大都采用阴刻，也有少量阳刻的图画符号及记录方式，所以命名为：石刻图画文字。又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地区的多条河谷两岸台地，故冠以“红山”二字，代表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重要标志。
王松林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内蒙古有长达数千公里的岩画“画廊”，西至阴山山脉西段狼山，东到大兴安岭地区，有数千幅各类人面像岩画，这些岩画的制作方法主要有磨刻和敲凿，大多采用夸张的写意手法。而在少郎河、百岔河、阴河流域发现这样丰富、精巧、艺术价值极高的石刻图画文字，实属罕见。
“不同风格的石刻图画文字为研究人类早期祭祀、迁徙、族群习俗、动植物种类等提供可借鉴的实物资料，堪称史前“流动的岩画”、“红山古人类文明化石”。
（三）王松林发现石刻图画文字的大体种类
岩画产生于文字未出现之前，是原始先民绘在或刻在山岩上的历史图卷，它以形象和符号记录了人类早期的生存活动，是目前发现的人类记录自身历史的最初方式。而图画文字划刻在鹅卵石上，被誉为“流动的岩画”。其发明和划刻的时间，虽然大多晚于周边史前岩画的年代，但可以互相佐证刻绘时间及背景。
第一种题材是人面像类，有些面部非常图案化和抽象化，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种模拟不同人脸的面具，或黥面的反映。在遥远的古代，面具普及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它作为使人与神沟通的一种媒介，作为神灵的代表出现在人间的宗教仪式。 它数量丰富，风格多样。
第二种题材是天体图像。太阳形像、星座、图案化的云朵，反映了红山一带远古居民原始的天文知识。
第三种题材是各种动物和植物物类符号。此类图像比较普遍地分布在红山地区各河流两岸遗址。动物有猪、马、虎、狗、鹿，山羊、鱼、龟等；植物有桑树、谷子、花草等。其中尤以动物符号比较突出，并占有较大的数量。动物符号也是红山石刻文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植物刻画较少。
第四种题材是抽象类符号，有的像数字、有的代表某种宗教暗示性语言。
上述石刻图画文字题材，广泛地反映了赤峰地带远古居民的经济生活，社会面貌和原始宗教信仰。
赤峰红山石刻图画文字的创作年代，绝大多数都是远古时期以及文明初始阶段的遗留作品。属于红山时代（最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刻。

（图4，石刻图画文字，高18cmx宽14cm）
1、赤峰石刻图画符号存在的特殊含义，譬如燕字形的图案，与羽人的原型相近，在大量的石刻文中都能看到燕字的原型，应该具有特殊的含义。笔者认为是商族的起源图腾符号；而且这种近似文字原型的特殊符号，经常是与人面图案、祭坛图案共同出现并占据着石刻文的重要部位。

（图5，太阳神石刻，高16cmx宽19cm）
2、使用相互交叉的直线或交叉的折线组成的石刻几何图案，又是赤峰石刻几何图形创作的又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阴河石刻文符号，更是鲜明地体现出线条艺术运用的圆熟与流畅。
3、动物字符:先民通过在石头上描述动物形象，不断诱发对于狩猎、游牧生活的回忆和联想，激发人们对动物的占有欲望。此外，还可起到传授知识的作用。

（图6，划刻有大量动物植物符号的石片）
石刻文中除了狩猎动物的丰富多样，石刻内容所反映的狩猎方式也不尽相同，都生动记录了当时的狩猎生活场景。

（图7，长23cm 渔猎图案）

（图8，长20cm反映狩猎内容的石刻文字）
4、植物类图画文字：石刻文中发现了各种不同的植物、花卉种类图画文字。赤峰地区位于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所构成的夹角地带，在距今8000 - 4000 年前，这里的气候温润，水源充沛，经历了一个由温暖性绿阔叶林向森林草原演替的生态变迁过程。这样的自然条件，为人类和动物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居环境，农耕和渔猎便成为古代先民的主要生产门类，至今赤峰地区普遍发现的各种古代文化遗存，都与丰富的具有浓重渔猎经济的细石器文化并存，这种状况体现着渔猎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基于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各种动物成为古代岩画、石刻创作的重要题材，也是古代人类进行技能教育的主要对象。赤峰石刻动物类创作题材，也展现出较为准确的线条运用的基本特征。石刻的动物题材主要以鹿类动物为主，也包含了猪、狗、虎、豹、狼、驴、马等；植物类石刻数目则较少。

（图9，高8cm记录植物、动物的符号）
5、生殖崇拜石刻符号
产生与人类自身的繁衍有关，生殖是最令原始人感到神秘的主题。种的繁衍是人类最古老而持久的渴望。在原始先民中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是原始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远古人类生殖崇拜的历史记载和文化遗存。

（图10，长36cm 记录星象和生殖内容的图画文字）
6、脚印岩画
是所有时刻符号最特殊的一种形式。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世界许多国家以及我国的南北方岩画中都有发现，是一个世界性的岩画题材。红山地区发现两个天然石板上雕刻的近似婴儿小脚印的石板,一个在天然曲状灰色河卵石（长30公分X宽20公分）中间雕刻而成凹形脚印，一个是磨制成三角形花岗岩（长18cm X宽13cm），并在三角形石板上雕刻出凸形小脚印，这是旧石器晚期的作品，比较世界各地岩画相同性和婴儿脚印崇拜，反映了生殖、增殖、繁殖的古人类祈求和渴望。古人将石板磨制成三角形也是女阴崇拜的象征。

（图11，长18cmX高13cm，三角形脚印石刻符号）

（图12，长30cm,阴刻石脚印符号）
7、几何符号、同心圆和涡纹符号，经常出现，是比较神秘、费解的符号文字。通过对比研究，同心圆与涡纹图案，有时连接在一起出现，说明这两种石刻的划刻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并且它们的出现还往往伴随着人面造型共同存在。

（图13，带有几何文的图案）
8、解读典型图画文字：

（图14，记录事件的图画文字）
我推着木轮车，沿着大道向东走啊。翻过两座山，发现一头肥壮的大山羊。我追赶上山羊将它猎杀，高高兴兴带回家。我把羊儿放上祭坛献给天神！保佑我的田地获得大丰收！

（图15，记录场景的图画文字）
我在河边建了三个祭坛，为了祈求天神帮助我们捕猎到大水鸟、狐狸、刺猬、乌龟、大雁、野鸭、天鹅、黄鼠，我每天在水中划着船儿网到大大小小的鱼儿装满船仓。我在河岸的北山下种植了大片谷子，请天神保佑我的谷子长得丰茂，获得好收成！
（四）石刻文的断代问题
确定石刻文的时代，应从多方面加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正如岩画大家盖山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断代的根据包括刻划的风格、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追求目标，在表现的手法和技巧的运用上也是不尽相同的。利用动物来判断时代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石刻图画符号上动物的出现是当时自然界实际存在的东西，它们作为猎人的捕捉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动物的演化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老种逐渐趋于绝灭，或者在某一地区消失，而新的种类的出现，或者迁入某一地区，都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根据这些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对赤峰地区的石刻文时代作出判断。
狩猎发达时期，即石刻的早期刻划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早期。那肘，狩猎业十分发达，众多的狩猎场面和成群的野生动物，正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缩影。
另外石刻文的断代问题，我们按照国内外的岩画考证经验和方法，一是参照周边历史遗存；二是古代岩画的断代问题，一般地说，当代人类对于任何古老问题或事物的定性与判断，都要有一定数量或充足参考价值的标本与参照物。古代石刻的断代，也不外如此。
赤峰地区，近年来已经是国内、也是当前世界意义的范围内，相继发现大批古代岩画的集中区域。继20世纪80 年代的百岔河岩画发现之后，90年代的阴河岩画与本世纪初期翁牛特旗境内黑山头岩画的陆续发现，进而在赤峰市境内基本构成几道相对集中与完整的岩画分布带（或称为“岩画走廊”或“百里画廊”）。因而，赤峰地区的古代岩画研究，迄今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23]
发现于初头朗乡政府东部2 公里处的黑山头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内部极度抽象的鸮首形人面岩画等[24]，已经代表了比较准确的部分石刻图画文字的年代测定。所谓“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积累”，简洁扼要地说就是注意岩画发现地周围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址等等。笔者在石刻文的调查时，在相同地点发现很多古人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刮削器、周边岩画密集，这些已经拾到的的石器工具，都与我们在周围地区采集的相关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在器型、制作方法等方面保持相似性。因此，古代石刻遗迹，虽然距离当今的现代生活比较遥远，但它们的存在却未必与其存在地周边的历史文化古迹毫无关系。
古代礼制仪式中，最重要的是祭祀。
祭祀是向诸天神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称为吉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由最高权力机构组织进行的这一对天地诸神的祭典活动，无疑是华夏古国或部落群体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祭天，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起源于上古时期。《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禋”者，“煙”也，以煙丝燃爎祭天。《隶释·汉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春秋行礼，以共煙祀。”唐贾公彦疏：“郑於禋祀之下，正取义於烟，故言‘禋之言烟’也……至昊天上帝言烟祀，则三祀互相备矣。”以此可知，煙祀，是古人与天神的“交流”形式，通过“煙祀”来表达人们对于昊天滋润、哺育万物的感恩之情，并祈求皇天上帝保佑华夏子民。
天人之间的沟通媒介，一乃“风”，二乃“烟”。风，乃天地之令。天地之气，合而生风。《象》曰：“随风，巽。”巽乃象风之卦。《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即是说，和风不断地吹拂，象征顺逊，利于前往见伟大人物。《易》曰：巽卦之风，名祝。太祝、祝史，司祭于巽位。如果联想到《史记·补三皇本纪》所载“大昊庖牺氏，风姓”、“女娲氏亦风姓”，我们对古代祭祀礼仪以及“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维，就会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祭天，祭祖，同祀名山川，“风”作媒介，激荡气机，烟霞飘渺，通达天庭，是对皇天上帝开创世纪虔诚无涯的敬仰,是对寰宇诸神赋予人类福祉的感恩，也是对圣烈祖先丰功伟绩的缅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正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本源。[25]
祭天，用燔柴燃烧，火光冲天，烟云直上九宵，传达古人心愿。笔者发现大量的石刻文鹅卵石都有用火烧过的痕迹，百思不得其解，夜里翻看笔者所著《关东大烟袋》一书首页，发现古人祭天燃烧燔柴的记载，幡然醒悟，古人投石于火，正是表达自己心愿通晓上帝知晓的方式。烟祭起源上古风俗，是新石器的礼俗。可见石刻文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在红山地区广为流行。
从石刻文字符号记载看：有的动物已经灭绝；如小恐龙、鸭嘴兽等证明石刻文相当悠久。
百岔河、阴河流域的历史文化遗迹或遗址，非常密集。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存在的历史时间，上起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下至夏家店上层古文化遗存都非常丰富。我们在老哈河红山遗址地带，阴山流域、百岔河流域历史文化古迹以及石刻文调查之际，我们在老哈河红山遗址、百岔河万合永乡、洞子村山沟等地进行调查时，曾经采集到数十件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八千年前）的石磨盘、刮削器、骨器、陶片等器物类型。
我们此行非常注意对石刻文存留地周围历史文化信息的采集，发现阴河两岸古代历史文化古迹的分布，十分密集。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已经构成阴河流域历史人文长廊。
阴河，河流名。古称落马河。为老哈河支流。发源于河北省围场县三义号赛罕达坝下的千茬林子。全长154.5公里。其支流有西路嘎河、板沟河、憋龙沟河、狮子沟河等，多为季节河。流至赤峰北与锡伯河相汇，锡伯河为阳河，其为阴河。沿河在哈达和硕村后山上有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西庄头营子大北道西山有新石器至战国时期人们居住的遗址。

▲2018年11月17日百岔河流域调查

▲王松林在七老图山大峡谷走访当地村民

▲（王松林在老哈河河畔采集样本）

▲2018年11月18日阴河调查

▲2018年11月19日王松林在老哈河古遗址考察

▲2018年11月19日王松林与裴怀春、王超、刘浩等人
考察少郎河古河道
（五）石刻图画文字的艺术特色
石刻图画文字是用石英、玛瑙等利器工具划刻在鹅卵石上的原生态石刻艺术，既有契刻遗韵，又要有线条情趣。石刻图画文字特点有三个基本笔划：点画、直画、曲画，这三个基本构件造就了石刻文苍古敦厚、灵动多姿的艺术风格。
红山石刻图画文字是我国具有优秀传统的珍贵艺术遗产之一。它的内容紧密地结合着原始社会现实，反映着渔猎、森林狩猎、游牧人的生活。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凝聚着猎牧人智慧的艺术形式，石刻文具有写实、夸张、抽象和传神四个突出的特点。
1、红山石刻文的手法简练，形象生动，风格质朴。红山石刻文的动物或人物刻划的生动性，首先表现在强烈动感上，如鹿的惊逃，野山羊的奔驰，乌龟的爬行，船的漂流……等等，同时也表现对静止动物的刻划上，石刻文中的有些形象虽然是静止的，但静中有动，呼之欲出。
在红山石刻图画文字所有的题材之中，动物刻绘得最具风采。刻划动物一般仅取其側面或正面，不用透视和斜面，兽体的各个部分，均用世代相传的、一贯熟练手法表现。经常故意使表现的形体变象，有时只是着重强调动物的一二个外表主要特征。如表现鹿，突出其犄角；表现虎则突出嘴和下肢。无论是实际的野兽，还是兽形神像，其形象中的神话成分都是通过刻绘它们特有的姿态而表达出来的。对于兽类，特别注意其神态，例如，猛虎作吼状，以显示其山中之王的威风，而野猪冲击状，以显示其特性。都在红山石刻文中出现过，显然这是对草原上各种姿态的动物形象的艺术升华。这种富有强烈韵律感的刻划，成功地表现了动物的亲眤关系。
红山石刻文尽管是这样的真实，生动，但它毕竟是原始的，稚拙的、简略的。
综合考察红山地区石刻文存在遗迹，石刻文制作技法，就其雕刻方法而言，主要是线刻法。这是非常普遍的契刻方法，是在比较平整的鹅卵石平面上用石英、玛瑙、黄玉等利刃器，以线刻的方式，在石头平面上划刻出所要刻绘的符号、文字或图案。采用此种方法制作的符号，其线刻的痕迹，虽然也呈现为“U”形槽道的断面，但线刻的槽道极其精细而浅，要求一笔完成。所以远古艺术家（萨满），手工技艺高超，使用玛瑙、石英片划刻[26]，仿佛是在用笔作画，字符生动，古朴自然。而现代仿者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素质，用金属工具雕刻的线条，十分生硬、时断时续，缺乏韵味。
2、红山石刻文突出特点是在红山石器、石人、符号中，用圆点以代表人面的眼目，既特殊又醒目，充满着远古文化气息。红山女神小型石雕像和石器用具上都能看到规格、制式、方法相统一的人面、神面表达方式；仅用三个圆点表现，即简洁又生动。这些现象说明，红山诸文化时期的人面岩画制作技术，已经形成比较规范统一的制作要求，这是比较明显的“格式化”的东西。因为，这些已经具备比较严格的“格式化”的统一要求，说明当时的雕刻要求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审美意识和比较统一的审美情趣。
3、动物类石刻与当时人类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它们不仅是远古人类的“衣食之源”，也还因此而成为远古先民们不断探索并试图努力了解的最为主要的自然对象之—。它是人类的生活依赖，人们就要努力去了解它和掌握它的基本活动规律。这包括了三层的含义：一是基于生活的道理，远古先民们就会对形成永远牢固地记忆；二是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或远或近，远古先民们对于它们的索取也会或多或少，先民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对于那些特别突出的“丰收”活动形成永久性的纪念；三是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就像是现今人们也在努力区分的野生草药那样，势必会通过比较成熟的技能教育才会掌握分辨与认识的功能。因此，动物类石刻的教育功能及其意义，也自然会蕴蓄其中。
4、石刻文具有古朴的线条美。刻线刚劲有力、雄浑古朴。这些线条有石峰锐意，有阳刚之美。圆点依靠古人的技巧和张力，简练、夸张、生动，有着天真浪漫、自然率真，不失阴柔之美。石刻图画文字直、圆线是出于自然又经过精心净化提炼，比自然更精神，更有生气。
由于石刻文是用石英类划刻成的，而石刃有锐有钝，石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刻线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和意境。
总之，红山石刻文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渔猎先民，在近万年的漫长岁月中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艺术之花，是他们智慧和才能的结晶，也是猎、牧人创造的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上述红山石刻文与已发现的国内外岩刻对比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山石刻文是国内外图画文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五彩缤纷的世界文字宝库中占有光辉的一页。
结 论
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共享的，而红山石刻文的发现证明，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红山地区是中华汉字的发祥地，也是汉字的摇篮。
红山文明颠覆了人们以往“中华民族发源地为长江黄河流域”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东北红山地区。纵览世界发展史，诸多早期文明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已化为历史的尘埃，唯有中华文明华彩绽放硕果依存，至今仍为现代人奉为经典而传承不绝，红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石刻文的发现与验证，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亮点，这正是中华文明炫丽多姿、源远流长的本源基因。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文明是与时俱进的，在悠悠岁月的历史长河中，它显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水平。作为中国智慧的古代哲学体系，集中了每个时期的时代精华，伴随着先哲智者的创造求索，其内涵亦不断发生转变，从而使中国智慧生生不息，充实完善。从穿越历史时空跳动着的强劲脉搏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中华先哲深邃严密的思维，神妙高超的悟性，卓越独特的见解，宽广博大的胸怀……如此般般，都是对宇宙本体与人生真谛的灼见，并渗透在史前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的多种形式之中，进而达成人与自然完美的融合统一，以及对宇宙世界和自我本质的真正彻悟。今天，我们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这些“失落的文明”，仍然为其中所蕴含的精神魅力所激动，惊叹祖先的智慧和无上创造力。也许这种心灵的欲望和创造力，才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注释：
[1]《天地苍茫大圣人——仓颉》201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2]百度网2018年12月引用
[3]《潜夫论·五德志》《纬》卷十一
[4]王松林、田家训撰著《象形——史前世界最辉煌的伟大发明》2017年满族文化网
[5]任爱君著《赤峰岩画》2010年7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20页，
[6]李恭笃著《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文物》1982-3期
[7]布谷撰文《关于红山古国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6页
[8]张立平、吕富华著《赤峰史话》2016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7页
[9]《辽海奇观》1989年1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张乃仁、田广林、王慧德 113页
[10]魏正一著《龙江史前考古》2009年4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22页
[1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12]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6期。《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 《考古》1987年6期
[13]《诗·商颂·玄鸟》[14]《太平御览》卷371
[15]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23页
[16]张乃仁、田广林、王惠德著《辽海奇观》156页
[17][18]王松林、田家训撰著《象形——史前世界最辉煌的伟大发明》2017年满族文化网，
[19][20]布谷撰文《关于红山古国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5页
[21]郭沫若《古代文字学之辩证发展》；《考古学报》1972-1
[22]摩尔根《古代社会》。
[23][24]任爱君著《赤峰岩画》2010年7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23页，[25]王松林著《关东大烟袋》2017年1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2页
[26]2018雅昌论坛《红山文化玉工痕迹，由证据说话》
作者王松林：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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