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廷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冠廷
作者简介：何成洲，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从事欧美戏剧、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研究。

摘要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偏见带来的隔阂。这个问题虽长期存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复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际学术和文化界的争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西方学界常常用他们认可的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甚至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本文首先回顾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的争论，在此基础上讨论莫言、北岛等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传播接受过程引起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新形势下中西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文化交流的缺乏。有鉴于此，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需要采取一些新的策略和措施。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反思新出现的问题，在新时代不断开拓我们的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莫言；北岛；世界文学；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1-0054-08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与挑战是学术界和文化界长期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长期以来，有关讨论的出发点是：在西方图书市场上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非常稀少，图书馆里收藏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少之又少，西方人阅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少得可怜。对比之下，中国图书市场上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相当多，中国各类图书馆收藏的西方文学作品多如牛毛，中国人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相比西方人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要多得多。有鉴于此，有关学者和文化管理部门提出，要大力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觉得有必要首先澄清几个问题：首先，大家讨论这一议题中的“世界”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欧美”代表的西方，而并非真正指世界。道理很简单，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周边国家的文学？比如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国家的文学？我们了解多少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甚至，中国的年轻读者了解多少俄罗斯的当代文学？ 其次，我觉得在这些讨论中，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希望西方国家多了解当下中国的变化，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这也是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所决定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需要增强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再次，与我们现阶段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与文化软实力有关，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被翻译到了西方，而是要真正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喜爱。过去有一些失败的翻译项目和作品，就是因为虽然传播到了西方，却没有能够吸引读者。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个话题修改成“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的问题与挑战。
对于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接受的尴尬状况，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中国文学的翻译严重滞后，不仅总体数量小，好译本更少。而且语种分布上不均匀，英语的翻译相对来说偏少。“从语种分布看，中国当代文学有 25 种语言的翻译，应该说分布还是比较广的。但各语种之间明显不平衡，英文翻译明显偏少。”[1]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才非常有限，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屈指可数。第二，西方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文学缺乏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欣赏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公正评价，他们常常拿西方的标准来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一些英文翻译的质量问题又往往挫伤了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损害了当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知识界的声誉。第三，全球范围内图书市场不断地萎缩，受到影视和多媒体出版物的影响，欧美的出版商出版纯文学的热情在下降，更何况是翻译的文学作品[2]。其它观点还有不少，包括有人引用西方翻译家的观点指出，有些中国作家语言比较粗糙，写作缺乏国际视野[3]。下文会对此进一步分析，这里暂且点到为止。
需要指出的，不满意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接受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而并不是因为这个接受情况持续恶化。恰恰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由于国内和国外因素的推动在不断地得到改善。“现在的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则呈现出多元的格局，从经典的纯文学，到商业化操作的流行文学，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层次的作品都有译介。当代文学翻译成为展现中国现实、透视中国文化的载体，承载了多向度的复杂意涵。”[4]29我本人也觉得近年来，尤其是在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欧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在加快，投入其中的资源越来越多。但是，要取得根本上的改变仍然非常困难。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码事，而要让西方读者愿意阅读进而喜欢上中国当代文学是另外一码事。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探讨。本文认为，以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的接受讨论当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带来的隔阂与偏见，即使像莫言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依然被误解，甚至被攻击。西方学界常常用他们认可的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甚至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在分析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传播接受的个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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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世界文学之论争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德国大文豪歌德首创的。1827年，歌德有感于当时各国文学之间的互相关注与交流而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在书信和谈话中反复提及。他提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5]。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这一术语，认为在新的全球贸易语境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虽然世界文学的概念早已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学术界也作了很多研究，但却没有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确切定义或精准界说，成为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难题”[7]。
2002年，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出版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由此世界文学的讨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学术界对于世界文学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各个国家优秀文学作品的总和，还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包含所有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达姆罗什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文学能够在本民族之外传播和接受，由此他提出了构成世界文学的三个方面： 翻译、流传与阅读。可以看出，翻译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层面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往往决定它的文学被翻译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西方的文学被大量翻译成中文，而鲜有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的语言，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另一个是语言层面的，英语作为全世界通用语言，掌握的人多，容易被翻译成其它语言；而西方掌握中文的人非常有限，将中文翻译成英语等西方语言困难重重。更何况，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而翻译的低质量和数量又极大地妨碍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合作。因此，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在其著作《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中，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讨论了所谓的“欧洲纪年问题”，这一问题是由文学历史与批评的西方范式一直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而造成的。比如，文学历史分期在各个文化中都有所不同，而这主要依赖于不同地区的政治和历史。在中国，“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文学。阿普特认为，“这些不同的时间标准或许可以被界定为时期不可译性”[8]61。在摒弃单数的世界文学之后，阿普特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周蕾也敦促比较学者思考“世界文学在非西方情形中意味着什么或者已经意味了什么”[9]？因此，从中国视角反思和讨论世界文学，将对当前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理论建构有所贡献。
为了规避世界文学造成的负面意义，西奥·德汉（Theo D’haen）提出了“全球文学”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已经不能再按照白人/有色人种或者殖民/后殖民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区分，需要采用“全球方法”和“全球视角”来观照文学。“全球文学”并不否定比较文学、后殖民研究及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允许一种更加超越的视角，用更长更广的视阈考察特定作品、特定作家、具体文类的内在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在相同或相似的压力、境况和情形下 ‘世界化’它们的世界”[10]。德汉试图用一种更加中立的、全面的、超越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阅读方法，纠正以往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倾向，将英语文学与其它语言的文学放在同一个全球语境下进行考察，构建一种平等的世界文学图景。
近些年，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非常特殊。一方面，外国文学被大量翻译、阅读和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尤其突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无论哪国作家创作的，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特别是青年一代读者太少。当然，长期以来人们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学习一切有益于中国文学发展之知识。但另一方面，令中国知识分子尴尬的是，外国人翻译、阅读中国文学非常少。这种极不平衡的文学交流不仅表现在只有少数中国作品被收录在英语的世界文学选集里，还表现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和批评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一些负面的评价强加于人。随着中国成长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人们期望外界对中国文学有更浓的兴趣和更好的理解。“理想情况下，应该重新设计文学教学以便对新出现的世界体系格局做出及时反应。”[8]39然而，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比如欧美国家学校和大学课程中的中国文学相关教学没有显著增加。相反，西方已经在指责中国推行语言、文化帝国主义，这体现在某些欧美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抵制和批评中。在当前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既存在由来已久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和偏见，又存在全球化时代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新中国威胁”论。在这个背景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引起的争议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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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言、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之争议
2012年10月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的一些人，其中有旅居海外的华人或者中国人，便开始批评莫言，有些人甚至公开指责诺贝尔委员会犯了错误。在一次访谈中，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竟然过分地说，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莫言是“对所有维护民主和人权人士的一次打脸”①。对于莫言的批评在这一年12月诺奖颁发前夕达到了一个高潮。在题为《该作家配得此奖吗？》文章中，林培瑞（Perry Link）批评莫言，说他自觉地向中国政治制度妥协。“像莫言这样的作家清楚地知道体制策略，或许他们并不喜欢，但在实践中却选择让步。这就是在体制内写作的代价”②。莫言有一个官方身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于是，西方的学者就认定他的文学就是替政府歌功颂德的，没有采取文学创作上一贯的反思和批评现实的立场。
罗多弼（Torbj?rn Lodén）对瑞典学院将诺奖授予“一个屈服于体制甚至参与歌颂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作家”表示怀疑③。在某些情况中，反对授予莫言诺奖的批评与反对所有中国作家的论调没有什么差别。在2012年10月1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上题为《作家、国家与诺贝尔奖》的文章中，作者不但质疑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莫言的决定，而且认为没有任何中国作家配得此奖，其理由仅仅是他们都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创作。文章以专横挖苦的语气结尾：“那么问题是：伟大的、永恒的文学能出自那里吗？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可以。你觉得呢?”④
2012年12月7号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他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⑤，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⑥
无疑，这是莫言的自我辩护，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公开承认“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了争议”。其实，在我看来，莫言采用极为地方化的叙事书写中国乡村，既避免了过度政治化，又建构了“一个对官方历史叙事构成补充而非解构的乡村历史”⑦。
也有学者，如查尔斯·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夏谷（G?ran Sommardal），为莫言辩护，反驳针对莫言的批评。罗福林反问道：“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批评莫言的人：除非中国作家和艺术家更‘勇敢地’直接批判政府和政治制度而招致入狱或流放，甚至更糟，他们的艺术劳动和成果就永远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国际认可？”⑧很明显，围绕莫言获奖的争议并没有多少关于文学自身美学价值的，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
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发生在莫言获诺奖上，也出现在莫言的翻译上。通常，西方翻译者在选择翻译中国作品时也在考虑西方读者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于中国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他者的想象。在谈到自己为市场目的而翻译《酒国》时，葛浩文作了如下解释：“在《酒国》中，莫言已经抛弃了像《红高粱》那样激情四射的小说风格，华丽辞藻和尖锐评论，那些引起读者强烈情感的有关中国近期悲剧性感伤故事的自传色彩都消失了。这里，一切让位于超脱的讽刺作家，他运用机智、单调人物和模糊事件，冷静地解剖当代的政治和社会结构。”[11]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翻译家，葛浩文知道美国读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感兴趣，特别是对体制的讽刺性和否定性批判[12]。
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心态，评论者不惜抬高翻译者的作用。一些人甚至声称，葛浩文提升了莫言汉语原著的文学水准。“莫言小说的英文翻译，特别是优秀的葛浩文所做的翻译，实际上在美学统一性及确定性上优于汉语原著。”⑨译文是否优于汉语原著应该通过翻译研究来判断，主观臆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比如，我发现葛浩文翻译的《檀香刑》中，很多原著的内容没有被翻译，例如，地方戏曲中的古汉语歌谣。总之，在莫言作品的选择、翻译和宣传的整个过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政治与意识形态也关系到另一位用中文创作获得诺奖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高行健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文作家，他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而闻名。在新闻发布会上，瑞典学院给高的颁奖词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话剧开辟了新的道路。”⑩高起初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位实验戏剧家。而之前，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的学生，高受到西方，尤其是法国文学和戏剧的巨大影响，他的早期戏剧与贝克特的荒诞剧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高的早期戏剧极为推崇个人主义，这在当时得不到赏识，他的大部分戏剧被禁演。为了逃避文化大革命，高来到长江流域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旅行。后来，他以此经历为基础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灵山》。在小说中，他批判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别是集体主义思想。1987年，高移民法国，从此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永久地居住在那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高行健创作了戏剧《逃亡》，立刻吸引了西方知识界的关注。随着更多的高行健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他也因反思自由和个人主义而广为人知。
《野人》和《灵山》的灵感都来自高1983年从北京逃离的经历…… 那是一次逃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放逐。重要的是，当他身处未遭破坏的环境和文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一个人独处时，他感觉自由自在…… 这次旅行是一个有意识的颠覆行为，一次精神的逃离，这更使他确信，只有通过逃离，一个人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保持他的完整,。
作为一个旅居国外的中国流散作家，高行健引起了马悦然的关注，他将高的主要作品翻译成了瑞典语。马悦然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中的唯一汉学家，他在高获得2000年诺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翻译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刘靖之说：“如果没有马悦然的翻译、支持、游说，高行健就不会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这样说并不过分”[13]。同样，这是在夸大翻译的作用。这些人在做出如此推断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系统地阅读过莫言和高行健的作品？其实在中国文学走向西方的过程中，拿翻译说事一直没有消停过。
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国语言并在国外传播时，一些海外读者习惯于在固定的意识形态对抗模式内阅读它们。因为中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他者，当代中国作家与其作品也常常被作为中国官方文化的代表，而不是作为超越民族、政治、文化藩篱的个体艺术家或艺术作品。在《跨文化文学史：超越狭隘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安德斯·彼得森（Anders Petterson）说：“某一外国作家用这一外语创作出文本，对该国文化历史的具体问题作出反应，发出不同声音，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特别关注。因此，我们应该用对话的方式对待它，将它视为个人声音，而不是整个文化的代表性标本。”[14] 文学作品表征文化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应该狭隘地将它们阐释为某些特定政治体制的显现。在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争论，文化也影响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很多争论不仅涉及中国政治，而且涉及学者对中国持有的预先设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莫言获奖的争议在于，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艺术上取得成就，但是没有足够的批评性；高行健获奖的争议在于，有人认为他得益于自己的流亡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艺术上没有达到很高的成就。由此可见，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暴露了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此外，他们争议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有人认为他们获得诺奖很大程度上得之于翻译，是西方人的翻译提升了他们作品的吸引力。二十世纪末北岛的诗歌引起争议也与翻译有关，尽管问题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
三、北岛与“世界诗歌之问”引起的讨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中发生了一场关于政治与当代中国诗歌问题的著名争论，这场争论由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的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引发。他质疑北岛诗歌的原创性，特别以《八月的梦游者》一诗为例。“总体来看，北岛的诗属于国际诗歌。虽有地方色彩，但极少。那些真正的国际诗歌也不仅仅是翻译者的功劳，尽管她译技很高：大部分诗歌翻译了自己…… 如果这是美国诗人用英语写的，这本书还能得到出版吗？能被著名的出版社看上吗？”[15]宇文所安认为，北岛以及当代中国诗歌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些中国诗歌是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而为西方读者创作的。“通过创作非常具有可译性的诗歌，再有幸遇到才华横溢的译者和出版人，他就能够从当代中国诗人中脱颖而出，在西方获得在中国无法获得的绝对优势。”[15]
宇文所安对北岛的解读震惊了评论界，引起了一股批评浪潮。周蕾在她的《书写离散》（1993）中，开篇就对他进行了尖锐批评：“当一个哈佛大学教授指责来自‘第三世界’的男女将自己出卖给西方时，他玩的是什么文化政治？当他批评北岛这样的诗人为自我利益而屈从于跨国文化中的商品化倾向时，他忘记了自己的思想也是被为他投资的社会机构塑造的。”[16]周蕾指责宇文所安被某种“东方主义的忧郁”所困扰。她所建议的“介入策略”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历史为参照来阅读北岛及当代中国诗歌。
在专著《跨太平洋位移》中，黄运特对以上争论进行了回顾。他一方面认为宇文所安的论断是“诽谤性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满周蕾对宇的批评，他说：
实际上，从主题上看，很多翻译成英语的当代中国诗歌往往生产了读者所期待的内容，是美国政治学熟悉的东西，也是为自己服务的、假设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中应该遭受痛苦的美国叙事所熟悉的。被译介的典型诗歌一般讲述这类故事:为民主而战、渴望自由、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换句话说，这些诗歌可能容易被语境化为美国读者所熟悉的当代中国形象[17]166。
这样的政治、历史语境化问题在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与批评中广泛存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创造了“先验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这一术语来指涉这种有问题的文学阅读和研究模式[17]176，它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有害的。
宇文所安对于北岛的批评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北岛的诗歌模仿了西方的诗歌，因此没有自己的独创性。有学者指出，西方一些人（即使是貌似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学者）通常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解读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非西方的文学作品，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乏艺术性，目前仍停留在现实性描写上。 “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说作品不会令人达到人们对法国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乔伊斯的满意；比这更为有损害性的是，也许是其发展倾向使我们想起第一世界文化发展已过时的那些阶段，使我们得出他们仍然像德莱塞或安德森那样写小说。”[18]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往往暗含西方为传播者，中方为接收者，限制了对于中国文学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认识。“西方读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对当下中国人的真实经验与审美表达不可避免地带着东方主义式的凝视。”[4]陈思和提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观念，强调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把握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国外文学的启发，同时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要讨论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世界性因素，首先就是要破除这道迷信，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覆盖地球村各种文化区域的多元多姿的庞大格局，然后才能公平地探讨这一庞大格局下的多元因素如何在平等层面上构成人类世界的丰富文化。我们在讨论所谓曹禺的悲剧“命运观”时,不但应该追溯古希腊悲剧和西方现代悲剧的影响的蛛丝马迹，也应该注意到非古希腊传统以外的艺术家对悲剧“命运”的独特理解，从而来评价曹禺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舞台表现,在世界性的悲剧命运观谱系中增加了独特的东方文化精神的“命运”艺术[19]。
中国话剧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作为话剧的奠基人之一的曹禺无疑在艺术创作上深受易卜生等西方戏剧家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抹煞他戏剧成就的理由。同样，北岛的诗歌有西方的影响，但是他的独创性不应该受到质疑。“只有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价值异质性，这个问题才会是真实的，并且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独特性。所谓挑战和困难就在于此。”[20]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于它的独特性。
四、小结
海外中国文学翻译、阅读与接受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绝不是只针对中国的独有现象。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重新架构世界文学。要解释政治为什么且如何成为中国文学全球化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因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最近几十年的巨大社会变革，国内的文化政治，国际关系等等。世界文学的未来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超越文化偏见，调和文化差异。希利斯·米勒曾说：“文学的西方现代形式甚至不到三百年，将这一狭隘的文学概念全球化具有合法性吗？……世界文学学科怎样才能尊重全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理念？”[21]因此，由世界文学的地区性引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西方世界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耐心，一方面调动国内方方面面的力量和资源来推动，另一面还要有待于西方国家知识界和出版界转变认识，积极地采取主动措施来引进中国文学。在这个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的普通读者产生阅读中国文学的兴趣，进而培育了中国文学在欧美翻译和接受的土壤。 其次，国内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学进入欧美要有定力，既不要为某些人，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贬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而沮丧和恼火，也不要因为中国当代作家获得一些国际奖项而盲目自大。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自信，在充分肯定我们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出现的问题，在与西方的交流和互动中，进一步开拓我们的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
当前，我们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欧美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学走向欧美以外的世界。我们反对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也要警惕自身是否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实践西方中心主义。更不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让世界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印象，从而让中国威胁论变成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走进欧美与走进世界不应该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走进欧美离不开全球的语境，也不仅仅因为走进欧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走进世界，而更因为只有我们走进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人民了，走进欧美才能够真正持久地取得成效。
注释
①转引自Flood, Alison.“Mo Yan’s Nobel Nod A ‘Catastrophe’, Says Fellow Laureate Herta Müller.” The Guardian. 26 Nov. 2012.
②Link, Perry.“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Dec. 2012.
③Lodén, Torbj?rn.“Mo Yans Hyllning till Mao F?rv?nar.”Dagens Nyhetter, 10 Dec. 2012. ().
④Tatlow, Didi Kirsten.“The Writer, the State and the Nobel.”The New York Times. 12 Oct. 2012.
⑤应瑞典学院的邀请，本文作者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了莫言的“诺贝尔演讲”等一系列活动，获得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讯息。
⑥莫言：“讲故事的人”。?诺贝尔基金会 2012
⑦He, Chengzhou.“Rural Chineseness, Mo Yan’s Work, and World Literature.”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Eds.Angelica Duran and Yuhan Huang.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P, 2014, p.85.
⑧Laughlin, Charles.“What Mo Yan’s Detractors Get Wrong.”New York Times, 17 Dec. 2012.
⑨Sun, Anna.“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The Kenyon Review.Fall 2012.()
⑩“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2000–Press Release.”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5 Dec 2014. ()
,Fong, Gilbert C.F.“Introduction: Freedom and Marginality: The Life and Art of Gao Xingjian.” Cold Literature: Selected Works by Gao Xingjian. Gao Xingjian.Trans.Gilbert C.F.Fong.Hong Kong: Chinese UP, 2005.VIII-L,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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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of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He Chengzhou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recep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an issue that merits attention, namely, the barriers caused by prejudices and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Entrenched as it is, this issue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 typical example worth further research is tha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cultural controversies broke out right after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12. Western scholars often employ their standard of world literature to evaluat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ven attempt to exclude it from world literature from time to time. Based 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hen discusses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pread and reception of some write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Mo Yan and Bei Dao, as well as their works in the Western world, which mostly result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ies and the lack of cultural exchanges. Therefore, some new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re discussed for the sake of better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While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emerging issues and unceasingly broaden our worldwide vision and develop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 Yan; Bei Dao; World Literature;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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