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廷中国古代，七大辟邪的宝物！-了缘师父

李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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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潞水境内的露岭是炎帝神农氏榆罔的封地。潞水及其周围地区因此又被称为“神农故地。”《潞水乡志》（1990年12月出版）引《史略循蜚记》说：黄帝杀蚩尤，封榆罔于露。又引《湖广通志》云：黄帝次子少昊金天氏葬茶陵露水。“潞水”一名即由这些记载而来，中间经由了由“露水”演变为“潞水”的过程。
露岭，潞水人称之为“露里坳”，与杨柳仙、天堂山（一说叫天子山）相连为一体。山脉西侧为攸县凉江乡，南段与虎踞茶涧相连，东侧即潞水镇，是大元村的主要林地所在地（但其中大部分属国营云阳林场）。露岭在颜氏族谱中记为“鹭岭”，如果单指一座山，露岭就是“露里坳”；如果指一个小山系就是包括露岭、杨柳仙、天台山等山脉在内的山系。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叫“露岭”的小山系，它是武功山的一个支系。潞水河的五大支流有四大支流发源于这个小山系，其中又以发源于露岭山麓公彦龙的洋田江、发源于天台山茅叶龙深涧中的潞溪为两大主要支流。在谱牒记载中，潞水河多记为“潞溪”、“潞水溪”。潞水河是潞水方言区内唯一的河流，它发源于露岭这个小山系故而称为“潞水”。潞水河流经潞水地区，故而人们把这个流域称为“潞水”。一句话，“潞水”之名是因河而得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谱牒都把潞水这个地方称为“潞溪”（如颜氏族谱称其先祖“徙居潞溪”）。
《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溪，相传炎帝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酃县即现在的炎陵县。酃县因“邑有圣陵”，于1994年改名为炎陵县。这个记载与潞水的一个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死后，决定安葬在封地附近的天子山，坑挖好后，发现坑下有溶洞，坑底是空的。风水先生阳丙吉认为这样就“破气”了，炎帝神农氏安葬在这里会走了“龙脉”。于是，大家决定把炎帝神农氏的灵柩南迁，安葬在另一个风水宝地鹿原坡。这就是现在的炎帝陵。这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的地方即天堂山。天堂山是潞水镇最大的山，也是农元村的主要林地。因为这个传说，潞水民间又把它叫做 “天子山”。民间称炎帝神农氏为“神农皇帝”、“神农天子”，“天子山”，意思就是安葬神农天子的山。一部分老人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神农氏的古坑位置。
说到这里，似乎有太多的问题必须一问了，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要说清楚：炎帝神农氏和榆罔是什么关系？榆罔为什么会来到潞水这个地方？
先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以一个人生平的功业来给人命名，这大概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轩辕”的原意是指车辕。王逸在注释《楚辞·远游》时说：“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为‘轩辕氏’也。”又，《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这样的称谓“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中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神农氏”一名也是这样而来的。《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农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使人民深受其益。至于“炎帝”这个称号，则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把这个学说与南方地理上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于是，衍生了“炎帝”这个称号。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以后，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帝”，南方的“帝”。南方有炎热的特点，五行属火，所以，就称之为“炎帝”。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有许多纪念、敬仰炎帝的遗迹和传说，乃至民俗，对此，赵世超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一文中用五行学说作了解释：南方丙丁火，气候炎热，与火的特征相似，“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易》云：“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蔡邕《独断》云：“木生火。宓牺氏没，神农以火德继之。”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这是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理论解释远古时期的帝王及后世的王朝前后更替现象的结果。
那么，炎帝神农氏与榆罔是什么关系呢？还得先说一些“题外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史上，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似乎一直是个悬案。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非一人。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确表述这种看法，但是，对此是有所暗示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的话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是最早执这种理论的（语见《管子·封禅》，文字与《史记·封禅书〉相同。）后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则直言：“神农非炎帝。”但是，似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主流意见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许多文献资料对此作了解释，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基于这种认识，部分文献资料还特意记载炎帝神农氏所传的世系。但是，文献资料在叙述炎帝神农氏所传世系时，有“八世”与“十七世”、“一百二十年”与“五百二十岁”之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八世即《帝王世纪》所说的：“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听谈（又作听祓）。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及轩辕氏。”《吕氏春秋·慎势览》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七世就是五百一十年，与前面所说的“五百二十岁”相符。但是，这样的记载难以磨合之处也很明显：到底是“八世”还是 “十七世”？是“一百二十年”还是 “五百二十岁”？神农真的“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吗？“八世”怎么可能“合五百二十岁”呢？对此，何光岳先生解释说，可能，《帝王世纪》所说的这八代只是神农氏也即炎帝氏族部落系统中较杰出的八代首领，他们的功业被自己的部落后裔传诵着，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其余的几代，他们的名字则可能不为人所传记了。至于这八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他们在农耕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来的。比方说，帝榆罔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在农田周围广植榆树以防风灾和动物践踏庄稼这种耕作技术而来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祖先崇拜情结的传统：祖先的后代是不会轻易忘记祖先的名字的。至于“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能，这至少是两代神农的在位时间或年龄。
还得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称号呢？文献资料似乎对此已作了解释。王符说：“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世本·帝系篇》云：“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易》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些解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似乎仍然是“语焉不详”，缺少具体可感的信息。比较而言，何光岳先生的解释应该是最为具体的，因而也较为合理。他解释说：神农和炎帝是同一个氏族的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首领名称。神农氏这个名称在前，氏族首领叫神农氏，氏族以首领的名称命名，也叫神农氏。后来，这个部落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叫炎帝，或者说，南迁以后，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改称炎帝，同样，人们也以他的名字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改名为炎帝部落。这样两个时代的其他首领都沿用神农、炎帝这样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和氏族部落世代也就流传延续了八代或十七代，达一百二十年或五百二十年之久。但是，这种解释至少与《逸周书·尝麦》等古籍的记载不一致。看来，对这样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我们现在不妨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为据来说炎帝神农氏与榆罔的关系:榆罔是炎帝神农氏这个氏族部落系统中的第八代首领，一个杰出的首领。因为他在农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在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系统中的众多首领谱牒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叫榆罔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为什么来到潞水呢？
先来看一看文献资料。《史记·五帝本纪》对此透露了一定的信息。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些记述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黄帝轩辕氏部落崛起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这个氏族部落已无能力控制其它氏族部落，最终因为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而逊于黄帝轩辕氏部落。从此，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
其二，在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的过程中，内政方面，黄帝轩辕氏经过了“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的励精图治；外交方面，黄帝轩辕氏有过“抚万民，度四方”的努力，还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这样的重大战事。
其三，阪泉之战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反黄帝轩辕氏取代天下共主地位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之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与黄帝轩辕氏氏族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黄帝轩辕氏征蚩尤的涿鹿之战时，有过“征师诸侯”的外交、军事活动，这项活动中的诸侯是否包括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还有，蚩尤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信息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般的历史书籍认为，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他趁自己的氏族部落在阪泉之战中大败，大伤元气的时候，发动内乱并打败自己的首领，一度取得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可能，蚩尤是个鹰派人物，不甘于被黄帝轩辕氏打败的命运，有过整兵再战黄帝的举动，这就是涿鹿之战。所以，黄帝轩辕氏部落乘机与既吃了败仗又大权旁落的炎帝神农氏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对此，《逸周书·尝麦》做了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帝”，应该是黄帝，后面所说的“赤帝”应该是炎帝。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解释上述疑难问题。还有一些记载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合作打败蚩尤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就是榆罔。清代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尹继善主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轩辕氏》载：“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于天下，兼并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逊居涿鹿。”《吕氏春秋·慎势览》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至榆罔失。”这些记载明确的告诉我们：与黄帝轩辕氏进行阪泉之战的，以及后来与黄帝轩辕氏联合，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的都是炎帝神农氏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氏到榆罔时代，至少在北方地区，已是彻底衰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罔可能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北方地区的末代首领。
衰落的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到哪里去了？《史略循蜚记》载：“榆罔名参卢，居空桑。尤居之，乃封榆罔于路。路，露也。”就是说，榆罔被蚩尤打败，原来的居地被蚩尤占了，流落到“路”这个地方，黄帝轩辕氏便卖了顺水个人情，“乃封榆罔于路”，“路”也叫做“露”。《路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轩辕氏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我们假定这个“路”或“露”指的就是以露岭为中心的潞水镇，这些记载也就暗示着衰落了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榆罔的领导下，已经南迁到湖南茶陵这个地方了。至于说黄帝轩辕氏封榆罔于潞水的露岭，似乎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顺水人情。
《帝王世纪》载：（神农氏）“有圣德，继无怀氏之后，以火承木，住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一曰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看来，炎帝神农氏南迁途中，还有过勤修内政的努力，并取得了招抚夙沙氏这个氏族部落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向南迁徙的路线，则是由北方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迁至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即“陈”这个地方），向东迁徙的方向则是由河南开封附近迁至今山东省的曲阜（即“营都于鲁曲阜”）。
这样的迁徙并不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终结。《水经·漻水注》说：漻水西经历乡，“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书》所谓：‘神农即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历乡即湖北省随县的历乡，这个记载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河南省南迁到了湖北省。《管子·轻重》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这个“淇田”据说就是今湖南省宜章县的骑田岭。又王应章在《嘉禾县学记》中解释嘉禾县得名的原因时说：“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又《衡湘传闻》中说：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来山”。《明一统志》说：“耒水出郴州之来山”。这些记载又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湖北省继续南迁到了湖南省。今湖南的宜章、郴州、嘉禾、耒阳、安仁、茶陵、炎陵诸县多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和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这大概也是榆罔氏之所以到潞水的原因。
据文献资料记载，湖南境内似乎应该是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最后一站。其原因，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大概是这样的：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历经唐、尧、夏、商数代，都处于南方江汉流域之间。到周初，黄帝轩辕氏部落的姬姓周朝势力向南方渗透扩张到了江汉流域，并将其亲族随、唐、蓼、蒋、聃、曾等侯国分封到这里。这样，原来迁徙到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生存便受到了周朝威胁，因此，不得不继续南迁到湖南境内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问题。但与此有关的其它几个问题仍然有交代的必要。
第一、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过程中，有过什么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成就就是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因此，可以肯定，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广到南方，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南迁过程中的重大或主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上活动之一。其它如医药文化的创制、商业文化的创制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无须赘述。
第二、方国的建立问题。这本来应该归之于前一个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项来讨论。其实，前面所引《帝王世纪》中的记载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在山东曲阜“营都”了，自然也就有了方国。何光岳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考证，考察了我国一百来个姓氏的来源，认为历史上这一百来个姓氏都是由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及其后裔演变而来的。这些姓氏，至少在商周时期分建了很多国家，即方国，比方说，吕氏之后的吕尚，即姜子牙建立了齐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应该是诸侯国了，或者说，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在周朝受封的诸侯国，而不是宽泛意义的方国了。杨向奎先生的《论“以方以国”》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考证，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申、吕、齐、许诸国。“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后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这四个方国中的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只有齐在今山东省，处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的厘证给我们的暗示是：方国的建立，有可能扩大到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的范围，即这些方国也可能对外打着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这个旗号，他们的首领也以炎帝神农氏自称。
第三、南迁的部族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的本系还是支系？这实际上牵涉到了榆罔和湖南、潞水的关系这个细节问题了。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联系某些资料及炎帝神农氏在南方的遗迹、民间传说来作一些推测。《水经·漻水注》记载的这个遗址和传说与陕西歧山姜城堡神农庙和九圣泉的遗址和传说相同。这说明湖北省随县历乡的神农诞生地，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之后一个袭称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的诞生地，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诞生。有专家考证后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途中，炎帝神农氏的臣属重黎（即祝融氏）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今湖南炎帝陵（即炎帝县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这就是说，这个部族南迁的，既有部族的本系，又有部族的支系，乃至于臣属的方国部众。
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历时悠久，部众庞大，工程繁浩，当他们最终迁徙到湖南境内的时候，要问它的领导人是谁，特别是作为这个庞大、复杂的部族的唯一共主的首领是谁，这实在是不可能可以得知的事情。《史略循蜚记》所载及民间传说记载说是一个叫榆罔的人到了潞水，这个具体到了某一个人的说法，应该可以断定是不确切的。榆罔这个名称，似乎以笼统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及其部众”来代替更为准确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南迁，不可能确切说是由哪一个人领导的，由哪一支哪一派参与的部族迁徙。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以炎帝神农氏为载体、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南北文化交融史。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了。但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算作一份“申明”，这实际上还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个问题：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应该首先置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即古茶陵地区，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在内）的关系这个大背景中来谈。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的关系，在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都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罗泌的《路史﹒后记》云：“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一统志》云：“古炎帝陵在县西三十里。”《茶陵州志》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至于前面所引的《酃县志》的记载，更是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合而为一了，并且，它还把《明一统志》的记载具体化了：现在的潞水镇的确“在县西三十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讲潞水镇通往县城的古道）。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罗泌的记载告诉我们，茶陵因炎帝陵而得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两个问题：“茶乡之尾”在哪里？“茶乡之尾”的炎帝陵与炎陵县的炎帝陵是不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的陵墓？
茶水是今茶陵县境内洣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今秩堂乡景阳山，即《茶陵州志》（清嘉庆版）所说的“茶山”。茶水流经高陇纳岩水、芝水、白水，经火田合芙水、贝水，经腰陂汇潞水、尧水，由此向南经洣江到旧县城北门归入洣水。地理区域上的茶乡因茶水而得名，指的是茶水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秩堂（含小田）、高陇（含湘东）、八团、火田、腰陂、潞水、思聪、洣江等乡镇。这是广义的茶乡。早在五代时期，今秩堂乡毗塘村龙头境内的茶水左岸就建有龙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茶江里庙。据此，茶江里庙周边地区的今高陇镇龙集、光泉两村及秩堂（含小田）乡，又合称茶乡。这是狭义的茶乡。因此，直到现在，像潞水镇这些地方的许多老人还称八团、火田、高陇（含湘东）、秩堂（含小田）为“茶乡”，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三八区”。在今秩堂（含小田）乡的合户村中和堂还能看到岳飞的题词石碑（文字为“墨庄”），碑文后的跋中有“茶乡”之名。另外，在狭义的茶乡地区，自古至民国期间，道士刊布的文书和口头文词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茶江乡”的文字。这些都可以说是狭义的茶乡存在的证据。明洪武二年，今茶陵县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其中的茶陵乡又简称茶乡。这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茶乡，这个“茶乡”大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八区（火田镇芙江以下属睦亲乡。睦亲乡又写作“睦乡”）一致。
在汉语词典中，“尾”原本指动物的尾巴，比喻事物的末端，或者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现在的潞水镇（潞水方言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于睦亲乡之永居里，至清代顺治十二年，改里为都，潞水镇（潞水方言区）又属睦亲乡的上十一都。道、佛两教的冥司文书以及民间安梁文书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睦乡”这样的文字，“睦乡”即睦亲乡。在地理位置上，它属于广义的茶乡，而又与狭义的茶乡有一定的距离之隔：中间有腰陂、火田这两个地区，属于茶乡这个地区的边远地区，或者说，不是茶乡的主要部分，称之为“茶乡之尾”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说法也与《明一统志》的记载一致。这就是说，在文献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茶乡之尾”指的完全有可能是潞水。
《湖南通志》载：“古迹曰陵墓，茶乡之墟，苍梧之野，古帝弓剑之所藏也。国家有大典，遣官祭告。”如果这个记载所说的“古帝弓剑之所藏也”的陵墓就是《明一统志》所载的古炎帝陵的话，这就暗示潞水的炎帝陵可能只是一处象征意义上的陵墓，就如同后世所说的衣冠冢。把这个推定与《酃县志》记载的资料联系起来看，这就有可能是：潞水和炎陵县两个炎帝陵安葬的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前者是一座衣冠冢，后者是一座实质意义上的陵墓。正因为前者是一座衣冠冢，所以它逐渐被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人忽略，乃至遗忘了，祭祀渐少，乃至于无。因此，后世也就只祭炎帝陵而不礼祀这个衣冠冢了。
《茶陵州志》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这个记载似乎又否定了上述推定，即所谓炎帝陵指的是鹿原坡的炎帝陵墓。罗苹注《路史》时更是言之凿凿的说：“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如果排除前面的推定，这样的记载就更使人难得其详了。
《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隶属湖南制置使衡州衡阳郡，境内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和永安、茶陵、霞阳、船厂四个镇。清代《衡州府志》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平定“黑风峒寇”罗世传之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军辖区过大，地里辽远，难于管辖，建议增置郡邑，以便于控制。于是，这一年，析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设置酃县，但酃县仍属茶陵军管辖。最早的《茶陵州志》修于明代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记载的是 “现时意义”上的炎帝陵而不是传说中的炎帝陵，即潞水的古炎帝陵，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说，两种县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并不矛盾，前面这个推定仍然是有可能成立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地方的炎帝陵安葬的并非同一个人，两者可能同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湖南境内的后裔，他们都沿袭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而为各自分支的首领。
那么，断言潞水境内有炎帝陵及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有何其它证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问炎帝神农氏这些后裔的去向一样，实在是无从稽考的事情。远古杳杳，古迹湮灭，叩苍天无语，问大地无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找出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习惯中捕捉历史的踪迹，以期获知映证的信息及现在与过去相遇的吻合点。
据《湖南通志》记载，今潞水镇的农元村有个叫“神堂湾”的地方，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徙居在这里，并常常翻越露岭尝草采药。农元村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村庄就是“神背”，在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农殿。这座神农殿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据当地老人解释，神背一名的由来有两说：一是从前村庄的主体部分在壇官庙之后，二是村庄的主体部分在神农殿之后。处于某一人一物后面，在潞水方言中就是“在某人某物的后背”。这种解释大约是可信的。尽管这个解释没有直接涉及到炎帝神农氏，但还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内容后面再说），《湖南通志》记载的似乎是言之有信的。另外，与神背比邻的大台村有一个叫“神堂”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一口水塘，据一些人解释，这口水塘大而且深，经年不竭，如有神助。按这个解释，神堂这个地方似乎与神堂湾及炎帝神农氏无关了。
今农元村的大陇组（即所谓“大陇坳上”）与神背比邻。相传炎帝神农氏经常在这里采药，也在这里传授农耕技术，还在这里发明了米筛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当地百姓感恩不尽，便把炎帝神农氏发明米筛的事迹刻在潞溪岸边一个深潭的岩壁上。这个潭就叫米筛潭。至今，米筛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又有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授农耕技术的地方就在现在的神背，百姓们为感谢炎帝神农氏的这份恩情，就把这里叫做“神背”。
事实上，神堂、神背、大陇这三个地方彼此紧邻，是一个相连一体的区域。《湖南通志》所说的神堂湾，大概是指这个区域。
在潞水清水方言区的龙溪村有一个叫“药塘”的地方。药塘指的是一口水塘，相传炎帝神农氏常在这里洗药，因此就叫“药塘”。这个地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明末清初的一个儒生以方言中的同音字“郁”代替“药”字，将它改名为“郁塘”，但是，在方言中，这个地方地名的读音仍然与“药塘”一致。
潞水镇的狮子岩，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晚年休养的地方。至于天子山（即天堂山）上的天子坑遗址，则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潞水活动乃至生活过的痕迹。
与潞水的腰陂镇，有一个地方叫太子坑，潞水方言称之为“坛子坑”。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安葬处。另外，露岭南侧的虎锯镇茶涧兔子冲，还有一个叫太子坟的土堆。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炎居在这里打猎，无意之中，从兔子受伤自救的举动中发现了一种金创药。为了找到这种金创药，炎居冻饿而死。死后，蚂蚁衔土为坟，所以称之为“太子坟”，又叫“蚂蚁坟”、“天子坟”。这些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在露岭周边地区活动的遗迹。如果把视线再放宽一点的话，在古茶陵（包括今炎陵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遗址遗迹以及传说。
下面要讲述的可能是古茶陵这个大背景下，为古茶陵地区所共有的现象。
一是境内的药农，虽然师承关系不同，执有的仪轨和禁忌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相同的：近乎咒语而颇有神秘意味的封山、禁山或藏山的默念口诀中提到的历代本草祖师中，必有“神农”的名讳；采药时讳称镰刀、锄头这两种工具，而把前者称为“鹰”，后者称为“鹿”（或“雷公”），并且特别忌讳有亵渎它们的言行。这似乎与传说中作为医药文化开山鼻祖的炎帝神农氏有鹰、鹿两位母亲有关联。
二是境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盛行一种叫“踩田”的古老耕作技术，即在禾苗下田扎稳了根将要长出侧根的时候，人一手拄棍，一手配合身体协调摆动，双脚交替在禾苗根部附近来回划动，目的是划断侧根，好让主根深入泥土吸收养分（也有改为弯腰，用双手划动的，潞水方言称之为“抓田”）。据说，这种耕作技术最初是迁葬炎帝神农氏时无意“发明”的：抬灵柩的人被允许直接从禾田间路过，踩塌过的禾苗不仅没有死去，相反，长势良好，结实较多。后来，人们受到启示，就发明了“踩田”、“抓田”技术。还有一种叫做“薰草皮”的农耕技术，就是将草连同泥土挖来，经火薰烧后作为肥料入田。这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引导原始先民烧畲垦荒的遗留。三是境内有“吃新”的习俗。茶陵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敬神灵，以感谢神灵赐予五谷种子。这样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炎陵县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盛给狗吃。传说，最初的几粒水稻种子是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无意从天宫带来的。这个仪式有不忘狮毛犬给人间带来稻谷种子的感恩意义。四是境内迄止民国时期为止，民间为禳灾祛疫而举办的“做盂兰”，衣匠的众多纸扎中必有炎帝神农氏的纸扎神像，形象是头顶双角，手执禾蕙，名字就叫“神农皇帝制米谷”。
上述仪轨和农耕技术，以及民间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古茶陵地区为纪念作为医药文化、农耕文化祖先的炎帝神农氏而保留下来的遗俗。我们还可以找到反映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曾经在古茶陵地区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活的文化意义上的遗存。
考察炎陵县和潞水镇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地方都流传着一个“井水变酒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却都是先穷后富再穷的酒家，并且都有贪心的特点，他们的姓名、性别不同，但炎帝神农氏这个主角相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但又有彼此移接的痕迹。这个传说似乎也可以映证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轨迹。
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遗存就是古茶陵地区和安仁地区的壇官和壇官庙。茶陵人称它们为“石公老爷”、“石公老爷庙”。在民间，壇官是一种凶恶而且好作祟的神灵。一般的，田间地头，或者山间溪头，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树下有一块大而且有点恐怖的石头，前面有焚香的痕迹，或者还有矮小的房子，这就是壇官庙。关于壇官使恶作祟害人的传闻，从古到今，在潞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多得无法统计。古茶陵和安仁地区多壇官庙，这在湖南乃至我国南方地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传说，壇官就是安葬炎帝神农氏时守灵护丧的大小护坛人员。当初，安葬炎帝神农氏后，天帝把护丧有功的人员一一分封为各路神仙，惟独忘了封赏大小护坛人员。问题反映出来以后，天帝没办法再给他们什么封赏了，只好无可奈何的叫他们“随遇而安”，自己随意找个地方去当快活神仙。但这些人听错了：有人以为是到安仁去安身，有人以为是到有树的地方去安身。于是，在安仁和古茶陵地区的田间、地头、村庄、山间，有大樟树和大石头的地方，往往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壇官庙。这个颇有人性化的传说和神灵的存在，与炎帝神农氏首葬潞水不吉而改葬鹿原坡的传说，可以互为映证，更有近乎“信史”的意义。
赵世超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透过文献资料和遗址遗迹，以及民间风俗习惯和传说来探讨炎帝神农氏和潞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将这一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及其氏族部落的活动，置于南北文化交融史的大背景下的一次历史搜寻和梳理。炎帝神农氏和潞水有什么关系？炎帝神农氏及其氏族部落与中国古南方地区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氏族部落，这只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载体。这个代表和载体表证和承载的是古老的华夏大地，南北区域文化交融发展的文化密码和信息。
最后说一句与本文无关的话：我个人不赞同炎帝神农氏这种说法。
中国道家神秘文化体系内的法宝，泛指一切经过人们有条件地操纵运作便能发挥所谓超自然法力的「宝物」，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供制作或能直接充当法宝使用的天然材料，如水、石头及部份植物，矿物等，另一类是经人工制作合成的器具，如工具、武器、饰物等。
在如此重多的「宝物」中，道教君按其功效挑选了最有威力的七样中国古代的避邪宝物。
第一、铜镜

在重多法宝中，铜镜的驱邪能力是最强的。古代中国人长期使用铜镜，铜镜不仅是照面的器具和工艺品，也是一种兼有多样功能的法宝。铜镜的法力从何而来，古人的种种解释多与其制作者相联系。
铜镜的神明妙用，首先在于它能「观照妖魁原形」。
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惟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
顺此思路，照妖镜又成了应用广泛的禁劾物，比如古代武士甲胄的后背或前胸部位，多嵌有一块「护心镜」，一方面，镜材的铜质本身具有抵御剑矢之类武器侵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发挥镇吓诸多鬼怪妖物的功能；再比如，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的民居建筑习俗，在中国许多地区盛行，甚至直到今天，这块具有镇邪驱怪意义的古老的禁刻物，还常常出现在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只不过镜子的材料已由熟铜变成了玻璃。
又比如，在传统的婚礼风俗中，铜镜是使用场合和次数最多的祛邪工具，新娘穿着有铜镜的新衣上轿去婆家；在花轿进入婆家大门前，还要由专职人员用铜镜在轿厢内上下左右仔细地「搜寻」一遍；用作合晋的洞房里，一面大铜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器物。此外，铜镜也被使用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人们将其置于墓穴顶部，或棺床的四角，这些安排均出于辟邪的需要。
第二、桃木

桃木亦名「仙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伐邪制鬼材料。桃木所以具有这等神力，根植于古人认定桃树为百鬼所惧的神秘观念。
在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解释里，这种观念的依据大致有三种类别。因为和主题无关，所以就不详叙了。本段主要讲述的是发挥桃木伐邪镇鬼功能的方式：
▌1. 桃板
亦称「桃版」「桃符」「桃符板」等，系用桃木削成的厌胜物.成对使用。板上画上神荼兄弟(传说中的驱鬼之神)的像，使之压邪。当然，众所周之，后来渐渐演变成现在的「春联」「对联」了。
▌2. 桃印
亦名「桃印符」，用桃木刻成的印钮，涂以红、蓝、黄。白、黑五色并写有辟邪咒语，钮间穿孔。逢端午节时，单只使用，方式是用彩绝将桃印系在门上或帐屏间，起驱凶撵鬼的作用。
▌3. 桃役
用桃木做成的佩饰性厌胜物，瓜形，多棱，刻有铭文，内容多祈福壤灾乏辞。使用方式是夏历正月佩戴在身上。从《韩诗外传》记述可知，此俗在春秋时已经风行，后来的桃木制刚卯，是其遗制。
▌4. 桃人
亦名「桃梗」「桃偶」，用桃树梗刻成的厌胜物。状如人形，大小随意。使用方式是夏历除夕或正旦时，立于门侧，以辟凶邪。从《庄子》《战国策》等书的记述中可知，此俗在战国时已流行。有些地区的民间建宅习俗中，也派桃人的用处，方式是在门墙上或梁柱间开个小洞，放个小批人过去，再封住，认为可辟凶鬼，保住宅院的安定。
▌5. 桃核
截取桃树上的枝杈，毋需加工，就是现成的镇鬼物。《庄子》上说，在家门口插上挑枝，儿童进门不害怕，鬼却因此生畏却步。此外，古人还用桃枝洗澡，以为可避邪气。
▌6. 桃弓
又名「桃弧」，用桃木制成弓形厌胜物，和棘制的箭形庆胜物配套使用。《左传·昭公四年》记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的仪式，「灾」之含义，似比鬼的概念还要宽泛些。
▌7. 桃前
用桃木棍和禾穗复合制成的法宝，状如答帚。《左传》《礼记》和《周礼》等书上，均有用桃热拔除不祥的记载。桃前的使用场合，致有临丧吊唁和杀牲取血两大类。古人认为死人的事总是与鬼魂之类相关联的，凭吊死人前，须用镇物，方可确保活人不受侵害，而桃前便有这种镇鬼的威力。杀牲取血为盟誓用，然而也怕有不祥，桃前起到被除的作用。古时候，手执桃前做拔除工作的，多为巫视等官员，但后来挑前渐渐变成了道土的法器，也就是拂尘的前身了。
▌8. 桃木剑
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的用途了用桃木削制的「捉鬼」或「斩鬼」的法宝，和「桃印符」、苇索等配套使用，这已是「牛鼻道人」之类手中的物事了，但取义源于古人笃信桃木有镇鬼的神力。
▌9. 桃汤
《荆楚岁时记》里有正月初一饮桃场以避邪气的描写，究竟是用桃子抑或桃胶、桃木熬场，今已无考。此外，民间巫祝之禁劾方术中，还有用桃场洗澡以解鬼迷的办法。
第三、小豆

古人称豆为寂，但是据《广雅》《博雅》等书的进一步辨析，还有大豆称寂而小豆名答的区别，凡黑豆、黄豆、青豆等，都属大豆，如赤豆、绿豆、白豆、豌豆等，就属小豆。在中国民间传统风俗里被看作有神通有灵验的豆，都是小豆。
此外，道教信仰和习俗内，也有用黄豆作「舍缘豆」派用处的。小豆的神通首先在于辟瘟避疫。
如《杂五行书》云：「常以正月旦，亦以辟疫病甚灵验。正月七日，七月七，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经无病，令疫病不相染。」显然，这种有时讲究、男女区分等条件的小豆施术，并不是药物上的观念。
再如《岁广记》曰：「立秋日，以秋水吞赤小豆十粒，止赤白痢疾」，其理相同。还有接指认赤小豆就是厌鬼物的说法，《岁时杂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豆粥厌之。」此前我们已知，服赤豆限于冬至，凡正旦、元宵、七夕、立秋均有眼之辟疫的灵验，原来它正是「疫鬼」最害怕的东西。
这个传说不但在中国很流行，而且在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即使在今时今日，在那里的民俗中也有「撒豆驱鬼」的行为，只是所驱的鬼各有不同而已。
第四、鸡头狗血

鸡狗都是家养禽畜，但是在古人观念中，它们的来历非寻常动物可比。纬书《春秋运斗枢》称「玉衡星散为鸡」，《春秋考异集》则谓「狗，斗精之所生也」。如此秉赋，是与人们将它们身上的某些部份作为法宝用有直接联系的。
狗血作为辟恶破妖的法宝，《史记》中已有记载。秦始皇杀狗课四门以御凶灾便是一例。此后，杀狗涂血于门户上，一直是民间辟除不祥或抵御邪恶的基本方式之一。俗信又以为狗血鸡头是化解妖气的最简便办法，特别是雄鸡头，黑狗血更具功效。
倘遇上「妖人」使用法术，如剪纸为马、撒豆成兵时，也可将狗血泼去，破其妖术。民俗中鸡血与狗血共同使用以厌妖邪的现象也很普遍。
第五、石头

普通的石头能成为法宝，其观念上的依据，是古人的灵石崇拜意识，这里仅就其避邪的适用范围和操作形式作些介绍。
敦煌写卷中有《用石镇宅法》，云：「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大吉利；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所谓「镇」，就是照堪舆家指定的方位，埋下一块石头。镇墓：即造墓时埋石为祭，理由与镇宅相同，但受惠对象则是亡者亲属，延及子孙后代。镇巷：如住宅大门正对里巷（道路）、桥梁或别人家的屋角，俗信以为将有「邪冲」。
第六、灰

灰，《说文》解「灰」为「死火余烬」，无疑，指的是物质燃烧后的残留物。但是，在中国神秘文化体里，灰居然也是用途广泛的法宝。笃信灰有法力的观念，其来源大概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寻溯：古代文献中，人们播灰作肥、积灰止水或扬灰助战之类的记载很多。累积之后，是很可能将其功力作超效验的广泛化的。
此外，远从先秦以来，就有不少被后世归为道家者的人士，都或隐或显地试图证明：物体经燃烧成为余烬后，仅仅是形状的改变，其精魄仍聚积在灰里。依循这种观念，寓有精魄的灰具有某种法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过去常把「搓骨扬灰」的动作与「斩尽杀绝」的意图联系起来，其本意亦在于精魄在灰中，分撒开后，就可以阻扰其聚合的目的。用灰去祈祷幸福平安的功效就不在这介绍了，我们关心的是灰是怎么驱邪的。
早在《周礼·秋官》中，即有「赤龙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及「烟氏掌去无视，焚牡霸，以灰洒之」等制度，就是用灰来攻除虫富。以后，在宅中撒灰成为一种流行很广的民间风俗，「驱五毒」「打灰簸箕」等各种名目，多于夏历二月初二、五月初五前进行。撒灰时要念咒语，亦有画灰于地作鸟兽状的。
传中的撒灰活动，还由驱逐毒虫演变为宽泛的驱疫辟邪方术，甚至有夜深人静时画灰于道，作弓矢形状，以求射崇攘灾的。有些地方还有给小孩鼻尖上抹锅灰的习俗，据说也是为了压邪逐鬼。
第七、水

水推崇为「五行」之一、「三官」（指道教所奉的天官、地官、水官）之列，人们对水的敬畏几乎达到了与天地并重的程度。与此同时，水之于人，在提供饮用、灌溉及舟揖之利等外，还是施用范围最广、神通最多的法宝之一。
首先，水可赐福生财。俗信以为在各种特定时节汲取的水，可以给饮用者带来福气或财喜。如夏历正月初一早上汲取的井水与河水，称「银水」或「财水」；在夏历除夕守岁至半夜，打起灯笼悄悄去汲取河水的，称「天地水」，可保来年大吉等等。
而特别日子的水还有其特别功能：谷雨日所收露水，用来图符并贴在墙上，有厌胜诸毒作用；农历四月初八日所收露水用于磨墨，书写咒语于红纸上，再贴在墙上，可攘蝗灾；又如端午日赤足瞠露，可攘灾厄；夏历八月初一「六神水」所收露水以调朱砂点灸，可祛百病，等等。
当然这些功效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今期的主题是避邪水可治病招魂。俗信以为各种经过特定条件处理的水，有治病神效。如巫祝之流在水上画过符策后，称「符水」，或以清水祭神并加祝祷后，称「咒水」「神水」「圣水」等，皆能疗疾。
天上下雨，以器皿接取后，谓「无根水」，用之煎药有效。此外，俗信又以为小孩生病不愈，乃魂魄走失所致，也可借水的法力召回。如「过水」之法，是于夜半焚香祝祷后，再抱上病孩，偷偷寻一条小河膛过，再上岸时，魂已归体，病可愈。再如「叫魂」之法，是于天黑后端清水一碗，出门去沿路呼唤，视水中一起泡，便是魂已归附，端碗回家放在病童枕边，病可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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