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廷中国应该鼓励民间办大学-共同自由

李冠廷
中国应该鼓励民间办大学
作者：贺 军
摘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近日请求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此事把中国建立民办大学的老问题再度提上了台面。在我们看来，建立更多的优秀民办大学是改进中国大学教育的有效办法，而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中国市场空间吸引人才回流等因素，也显示出中国创办高水平的民办大学正逢其时。在中国创办民办大学，可以从理工科大学开始办起，以培养科学研究型人才为主。这样，可以比较好地与教育部门的监管达成平衡。只要政策能够放开，目前中国应该不会缺资金，反而会吸引相当一部分社会资金进入慈善领域，用于兴办大学。
西湖大学——中国民办大学的新样本
在2018年初，国内媒体的一则报道，引起了一些也许是小众群体的关注：中科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已于近日请求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此消息得到施一公本人的证实，他表示，辞去副校长之职，这是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
施一公是海归人才中比较著名的一位。2008年，施一公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工作，全职回到国内，2009?2016年期间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5年起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至今。在他的治下，清华生科院有了长足进步，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013年，施一公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样一位杰出而又成功的海归人才，既有中科院院士称号，又有清华大学副校长之职，这是令很多专业人士羡慕的职位，为什么他还会选择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之职呢？对这样一类杰出的专业人士来说，能打动他们的，应该是实现心中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创办一所优秀的大学。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承载理想的样本。
建立西湖大学，得从西湖高等研究院说起。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位科学家、学者、企业家，向国家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支持。同年5月，上述7人与“国家千人计划” 的多位专家学者们商议后达成共识，希望在西湖之畔，创建一所民办的、研究型的、有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小型综合大学；而其前身正是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
西湖高等研究院是西湖大学的前身与筹建依托主体，由施一公担任院长。2017年8月，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成立西湖大学（筹）。据施一公称，西湖大学的定位是：“小而精、高起点和研究型、有限学科：聚焦科学技术” 。在办学理念和目标上，西湖大学希望借鉴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斯坦福大学等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理念，“虽小而尖”，坚持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
目前，位于杭州云栖小镇的西湖大学校园建设正在推进，首期约30万平方米的校舍将于2020年底前完成。到2018年初，经过五次全球招聘，已有34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签约加盟西湖大学。目前，西湖高等研究院已经与浙江大学进行合作，招收了多位博士研究生。
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几位发起者，都是当前国内科学界成果卓著的活跃人物，除了施一公外，陈十一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潘建伟是著名物理学家，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他带领的团队在中国的量子技术应用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饶毅是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生命学院院长。钱颖一则是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些在各自领域里都有杰出表现的专业人士，不约而同地投身到一所民办大学的创立之中，足以显示创立高水平的民办大学的重要性。
发展民办大学在中国再度提上台面
西湖大学的筹建和西湖高等研究院的运转，把一个老话题——中国建立民办大学——再度提上了台面。
在政策上，中国是允许民间办大学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办高校风起云涌，曾经“社会办学火爆，一天一所学校”，民办高校在1996年多达1219所，但校均在校生数多在数百人之间，上千人的不多。民办教育网和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2001年发布的一份总数为1134家的全国民办教育机构名单的跟踪调查表明，已有超过半数的学校停办或无法查询，有超过10%的学校被其他机构兼并，基本正常运行的学校居然不足总数的40%。1996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共有400多所民办高校出席，而到2002年，当年与会的400多所民办高校仅存40所。民办高校的倒闭问题十分严重。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4日，全国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校465所（含中外合作办学大学9所）。
国内现存的民办大学虽然数量仍然不少，但在教育产业化浪潮下创办的民办大学，质量较差，品牌不强，口碑也并不好。即使现在一些相对较好的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相比也还相去甚远。从高考招生的排名来看，最好的民办大学甚至也只是普通三本的水平。有着强烈的民办大学情结的培训机构新东方，也是通过收购一所三本民办大学才进入到这个行列 。可以说，目前的民办大学都陷入了低质量困局之中，难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影响，更谈不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股力量。
深圳市在2010年开始创建南方科技大学，虽然本质上仍是公立大学，但因为带着高等教育改革的光环，曾经被寄予厚望。但几经折腾，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光环正在逐渐褪去，越来越回归到过去的公立大学轨道上。如果不坚持改革的初衷，南方科技大学有回归普通公立高校的“危险”。
目前的中国，非常迫切地需要发展出一批有着灵活体制的民办优秀大学。有人会问，中国公立大学不优秀吗？北大、清华的确是优秀的中国大学，不但有丰厚的国家财政拨款，而且从中国丰富的人才资源中采撷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但客观来看，北大、清华也受困于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体制之困束缚了中国的公立大学，以至于长期有大学而无大师。要摆脱体制之困，就必须鼓励创办优秀的民办大学。
如果能创办优秀的民办大学，可能会带来如下好处：（1）以体制突破积聚一批精英人才。西湖大学此次聚集的核心团队，应该算是华人中的比较精英的科技人才；（2）推动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民办大学可从自然科学领域开始，建立研究型的科研型大学，培养基础型的研究人才；（3）为高等教育改革进行试点。从目前形势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在体制内成功进行的可能性不大，必须另起炉灶，在现行体制之外。其实，中国在经济领域早已有成功的改革范例，经济特区如此，民营企业如此，为什么在高等教育领域不能大胆改革呢？
建立民办大学是改进中国大学教育的有效办法
创建世界级的优秀大学，一直是中国教育界、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期望实现的目标。“文革”之后中国重新恢复高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步。四十年来，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成就相比，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应该说并不怎么相称。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曾非常鲜明地谈过一个观点——改进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好办法是允许建私立大学 。邹至庄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几位中国大学校长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们想知道用什么方法办一所一流的大学。邹至庄认为，用行政手段不能把一所普通大学变为一流的大学。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是教授的质量。没有一流的教授，便不能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学变为世界一流。原因是大战时很多欧洲的著名学者逃到了美国。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进步，生活水平良好，又吸收了世界学术的精英，同时国内的学者有优越环境做研究，来改进他们的学术水平。
中国的大学发展在历史上受过几次挫折。1952年政府把所有的私立大学关闭了。随后政府改变了大学制度，将讲授多门科目的大学改变为训练专门技术的学校，来满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需要。在“文革”时期大学则基本停了课。直到1978年以后，大学才慢慢得以恢复。
邹至庄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如美国的大学，不但有其历史因素，还有制度的因素。或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还没有包含大学教育的供应。美国最好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的，类似私有企业，有自主权。它们的经费不靠政府供给，多靠收学费与校友捐助。像私有企业的董事会，私立大学也有董事会来委任校长和监督学校的工作。私立大学的政策，如决定课程、每科教授的数目和学生的人数等，都由校方自己决定。
虽然一般私立大学的目标不是营利，这与私立企业的不同（有少数私立大学的目的是营利）。它的产品是教育，它的目标是希望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好的大学会尽量招聘好的教授来提高教学水平，来培养优秀的学生，正如私有企业尽量制造出良好的产品。美国政府大致不会干预私有企业和私立大学的运作，而是让它们自由竞争。因为只有好的教授才能给予良好的教育，校方会尽量设法聘请好的教授来保证教育产品的质量。
邹至庄也从制度上比较了中美两国大学的制度。与美国大学对比，中国的大学由教育部控制，像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一样。攻读某科目学生的人数需要教育部批准，学科的内容也需要教育部批准。如果全国大学学生的人数由政府决定，而不是让各大学分别去观测市场的需要，那就可能发生错误。例如快速增加大学生的人数，以至于符合标准的教授供不应求，就会降低教育的水平。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后，很多人会找不到工作。同时因为大学的学科发展很快，教育部难以雇用足够人员来制定课程和改进课程。不让各大学自由决定供应大学教育所需的各种要素，如教授、教材、学校规模等，会使得大学的教育水平降低。
在目前中国大学教育制度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中国的大学教学质量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考虑，即：师资、学生与学校。
关于现有师资的质量，教育部已经在设法改进，如制定“千人计划”，把在国外的著名中国学者请回国内讲学。还用各种办法鼓励在国内工作的教授们。还要注意的是，应改良中国已有或从国外引进的教授的工作环境。中国大学教授的工作环境中还有不少薄弱之处，如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都需教育部批准。改良他们的工作环境并不太难，只要给他们多些自由去干自己要干的工作即可。
关于学生的质量，如果不把中国大学的质量加以改良，中国优秀的中学生都跑到外国去留学，就会降低国内大学生的水平。学生的质量有赖于教师的质量。把教师的质量提高，学生的质量便会得到同时提高。
邹至庄认为，改进中国大学教育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在适当的环境下容许私立大学的建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容许私立小学的建立。结果十分良好的小学很快地建立起来。那么能容许和鼓励私立中小学建立起来，为什么就不容许私立大学的建立呢？如果这些私立大学的运作不影响到中国的教育政策，而且其教育水平良好，邹至庄建议，中国教育部可以逐步让多一些的私立大学建立起来。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教育部的费用，二来能让私立大学有机会创新。良好的私立大学还可以作为公立大学的榜样。
兴办私立大学，目前在中国还存在一些限制。曾有媒体报道，李开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办一所一流的私立大学，并在十几年前就拉到了两亿美元的投资，结果这个事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当时最激烈的跳出来反对的，据说是国内一批名校的校长。
中国建立优秀的民办大学恰逢其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人力资源输出型（BRAIN DRAIN），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都流向发达国家，回流者毕竟还是少数。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超过八成的留学人员（82.23%）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虽然从数量来看，中国的归国留学人员有了极大的增加，但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在留学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留学生的质量也在出现变化。
10年前，我国的出国留学，基本上还可以界定为“精英留学”，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者，主要是到国外攻读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据教育部统计，2007年度，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人，这已经是197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值。2007年后，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井喷”：2008年达17.98万人，2009年为22.93万人，2010年达28.47万人，三年间人数大幅增加。
数量激增的背后是留学生结构的变化。有分析人士总结：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即申请到国外名校读本科、硕士、博士；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还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观察2007年以后的出国留学数据和留学生结构，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大量的“归国潮”现象了。说到底，真正的“精英留学”者回国的比例并不像总数字显示的那样高。
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经济规模、社会财富积累、人才需求都在不断提升水平，这时候有必要改变过去高等教育供给质量不足的局面，加强对中国的高水平人才供给。有如下几个方面可能是必须的：有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有一批优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现在第一个因素比较符合，第二个正在改善，后面两个因素还很缺乏。在我们看来，中国大力放宽政策，鼓励建立一批优秀的民办大学，正当其时。这会在多个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为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建立样板。
实际上，鼓励创办优秀的民办大学还有更广的意义。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此事。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中国政策的倾斜度非常明显，重在经济、重在项目，对于社会发展问题，政策最多只是开个口子。口子开得够不够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开了的口子，常常又收回去了。再就是资源的投放存在问题，政府资本更多是投向与经济增长有关的领域，一个国有大项目，动辄资本投入上千亿，绝不罕见；一个产业基金，更高达数千亿元之多。两相对照可见，社会发展的矛盾，实际在政策层面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从今后落实十九大报告的角度看，有必要加强政策的力度，不但要开口子，还要配套激励资金，政策带着钱走，这样的政策才是真正有效的政策 。鼓励发展民办大学、民办学院，都应该适用这样的政策。
如何解决体制问题和监管问题？
虽然《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必须客观地承认，在中国创办私立大学会受到不少的约束。现在来看，最主要的约束不是来自于资源筹集，也不是由于师资不足，而是源于高等教育目前在国内面临的非常现实的体制问题。
简单来说，有两个问题，一是与政治有关的体制问题。过去有一类看法，中国的大学不仅仅是传播知识的高等院校，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场所。现在类似的提法虽然变了，但核心的理念还在保持。高等院校也有思想导向问题，也有“主旋律”的问题。对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办的公立大学，可以由教育部出面直接要求高校应该如何做。但对于不是由政府出钱办的民办大学，是否会存在思想导向上的失控或者冲突？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是谁来监管大学的问题。在欧美等国，私立大学是大学的主体，基本上不存在由一个统一的教育部来管理大学的问题。但在中国，有明确的业务归口管理的问题，因此往往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部门来管理大学教育。这也是体现“党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何在中国的体制下，来协调好民办大学的独立性与现行大学管理体制可能的冲突与矛盾？在我们看来，一个简单而又现实的办法是，先允许创办理工科的民办大学，而对于人文科学性质的大学，则暂不涉及。可以先从理工科学院办起，主要培养自然科学、科技类的人才。
民办大学的资金来源？
建立大学需要钱，而且需要既充足又稳定的钱来支持。但从目前中国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社会资本比过去要充足了不少，钱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放开民间资本办大学，相信会有很多社会资本愿意进入办大学的行列。在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筹办中，资金来源包括：龙湖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军是第一个主要的捐赠人；此外，还包括腾讯控股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辉、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航、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昌华这6位企业家，则是“西湖大学暨西湖高研院创始捐赠人”。同时，慷慨解囊的还有多位知名企业、投资人，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科研史上的第一例。
现有的公立大学，也有接受企业家捐赠的案例。如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九五”和“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10所省级211高校综合性大学，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是教育部、广东省、李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省部共建大学，也是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
总体来看，中国现在创办私立大学，政策上的放开比给钱更重要。从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
　文章来源：安邦咨询（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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