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35—1936年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红色风潮-太原道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成立于1919年10月16日，旧址在现在五一路东侧山西机床厂宿舍附近（小北门），当时是阎锡山为全省各校培养师资力量，更主要是为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培植亲信和骨干，为国民党培养后备人才。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力量。因此省立国民师范一成立，就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一块阵地，特别是1935—1936年间，这种斗争显得更激烈，更突出。

█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校门旧照
我的大哥裴世昌于1933年夏天考入省立国民师范，同年秋天9月间，大哥把我从平遥老家带到太原，直到1936年春，我除了间断性地在外当徒工外，大部分时间就随大哥住在国民师范。1935—1936年间，我已十二三岁了，所以对国民师范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

1935年，太原的爱国学生经常通过一些活动，进行革命宣传。10月16日是国民师范建校16周年，从15日到17日，连续开了三天庆祝晚会，会上演出了话剧《五奎桥》，主题是描写修桥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迫害的故事。剧中扮演资本家一角的是当时国民师范的学生领袖之一的高维昆。他常常在同学们中演讲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所以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但是在以后的斗争中，他的表现令学生们大失所望。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到太原。太原爱国学生的声援活动于12月16日正式拉开帷幕，直到20日，全市各大、中学校联合行动，进行了全市大规模的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爱国学生在海子边集合，到街头宣传讲演沈之岳，整个太原市热气腾腾，轰轰烈烈，加上当时红军东渡的压力，土皇帝阎锡山非常恐惶，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政策，分化瓦解学生运动。当时，太原八门紧闭，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陆军、宪兵、警察交叉巡逻，穿梭往来，每天都有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枪杀。市内人心惶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阎锡山派了大量军警宪兵在全市大中学校统统设了岗哨，四面包围起来。当然，国民师范是他控制的重点，阎锡山通过他安插的特务，查出了国民师范的学生领袖张立诚，并以“共党嫌疑”逮捕了张立诚。该校学生义愤填膺，一边罢课，一边派出请愿代表团向省府、教育厅和公安局抗议，要求释放张立诚同学任弼时简历。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敌人被迫答应让张立诚保外就医，但张立诚由于在狱中受刑过重，加上他原来就有肺病，出狱不几天就死了。学生们为了纪念他，特意召开了追悼大会。追悼会设在国民师范大礼堂，由高维昆主持，另一位学生领袖杨绍曾致了悼词。高维昆当时是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负责人（后来才知道）。所以追悼会后，他遭到了秘密逮捕。起初，学生们也同营救张立诚一样，派了请愿代表团，罢课抗议当局大亚场站，要求释放高维昆。可到后来听说他叛变了，据说他一共供出了七十多人。但有些名字是他编造的，实际上并无其人。虽然他的叛变并没有带来其他人被捕的恶果，但是学生们还是撤回了请愿团。没有多久，高维昆被放了回来总裁骗婚，仍住在国民师范，可是学生们像避瘟神一样总躲着他，没有人再理他了。

“一二九”运动以后，太原市的学校成立了统一的“抗日救国会”。记得各学校的学生代表曾在国民师范的图书馆楼上的“劝业室”开会，专门讨论成立“抗日救国会”的事。会后，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便相继成立了。
国民师范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中有段若宗、刘定国、乔增禄、邢思廉、杨绍曾、曹津、张增荣、韩昌万等人。他们当时也是全市各校学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
记得当时的学生抗日救国会是公开的组织，因为有专门的办公室宁波盈科数码，还挂着牌子。办公室就设在东四斋到东五斋之间的一个里外套间里，门口挂着“国师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一进门正对面墙上贴着大幅标语“满腔热血，干！干！！干！！！”，两面侧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语录“卡尔说：……”“伊里奇说：……”（记不请具体语录了）。外间办公，里间刻印传单，都是同学们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的宣传抗日的传单。先是用腊纸刻印的，后来有的同学一天晚上不知从哪里的仓库里弄回了一架破打字机，修了修便可以使用了，所以后来的传单都是打字机打的。当时全市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都搞得红红火火，太原市民每天都可以接到传单。到了1936年2月，东渡红军到达晋中地区，太原新南门外的大营盘一带也插上了红旗，抗日游击队已逼近太原（太原道注：红军东征为1936年2月20日至5月21日），所以，闫匪非常惊慌，害怕发生里应外合的革命暴动，就把各大、中学校分别派军警宪兵实行了包围，不让学生自由出入，上千名军警宪兵把国民师范包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只能在校内活动。为了以防万一，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看护队，在学校四周围墙上和西、北、南三个校门都设了岗哨，由看护队员轮流日夜守卫。

2月20日夜里，看校门的守卫学生发现有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偷偷进了学校，鬼头鬼脑，到处窥视，就报告了学生抗日救国会。邢思廉马上召集救国会人员研究对策，当即决定以抓小偷为名把这两人抓起来审问。结果抓起来后一看是小北门派出所的巡警宋文济和闫松林。同学们已明白他们是搞特务活动来了，非常气愤，就把他们捆起来吊在篮球架上陈玲青，两个篮球架上一面一个，并用“童子军”木棍抽打两个特务。邢思廉、曹津，还有我大哥裴世昌都带头使劲抽打过（太原道注：两名警察被殴打致死）。
这件事发生后，阎锡山以“保护警察安全”为借口，于3月2日派军警进学校进行了大搜捕，校长冯司直为他们提供了名单，天藤湘子一千多军警宪兵再次包围了国民师范张均宁。次日夜里一点多，军警宪兵挨门逐户捕人，到天亮虎啸滩，把抓到的100多人都集中到教室里，由校长冯司直当面协助军警宪兵查对人员。当下放了一些抓错的，其余的都带走了。每人拴着一条胳膊，一条绳子捆着几个人，由军警宪兵押到警备司令部后，多数人被保释放了出来，最后按照敌人掌握的黑名单，正式逮捕了16人希特勒的男孩。事后我听我大哥裴世昌讲，16人中有段若宗、乔增禄（昔阳人）、刘定国、张增荣、胡荣贵（忻州人）、邢思廉（崞县永兴村人）、曹津（汾阳城内西街人）、张清源（洪洞人）、智泽民、杨绍曾、张近智、武先烈（以上4人籍贯记不清了），我大哥裴世昌（平遥西戈山村人）、孔繁珠（朔州人）、樊希骞（临县人），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名字了。据敌人报纸上登的是韩昌万，但韩昌万确实是逃脱了广东卫视在线直播，因为在第二天我还在新南门街碰上他。他急匆匆地往城外跑，看见我过来徐宝宝事件，他一摆手，低声和我说了一句“让你二哥躲避躲避，情况不好。再见！”，便匆匆地走了。据说他跑回老家（方山县）就参加了红军崔锡恩。抗战初期，有人在八路军120师见过他。
被捕的16人中，段若宗、刘定国、邢思廉、曹津、乔增禄、张清源6人被判了死刑，都牺牲了。张近智患心脏病死在了陆军监狱（现太原市小东门面粉二厂院内）。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有期徒刑，我大哥裴世昌判了7年徒刑。西安事变后，经薄一波同志亲自与阎锡山谈判，他才与其他被判刑的同志一块被放出来。
在牺牲的6人中，除段若宗外，都牺牲的很英勇，乃真男子也！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上刑场时的英雄形象，他们临刑时沿途讲演，不断呼口号。尤其是刘定国、曹津更是威武不屈，英姿凛然，令人敬仰，当时沿途的群众都掉了眼泪。

█ 国民师范忻县学生留影
据我大哥出狱后说，当时被判死刑的同学，多系由于被敌人抓到了文字证据，或者是有人招供出后又当堂进行了对质，再就是学生领袖参与了吊打警官事件的。判了有期徒刑的是敌人没有抓到文字证据，也没有人咬供对堂的谦卑的人有福。凡是参加了吊打事件的人都上了校长冯司直的黑名单。在审讯过程中，多数人都受过酷刑铁血剑豪，如打背花（用麻绳拧成麻花状，醮上水抽打脊背）、跪绳、压杠子等等，我大哥被压过三次杠子，也打过背花。因敌人搜查时，只在衣箱里查出他用毛笔写的小楷旧剧本，并未查出其他证据，所以侥幸没判死刑。审讯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是马骏图、韩甲三等。
据我大哥跟我说：他们被捕后，敌人查出段若宗是去北平参加华北学联筹委会的代表，又是太原市党组织的负责之一，就对他审讯拷打的特别厉害，他受刑不过，给敌人写了自首材料。在狱中写材料时，有同学问他，你一天都不吭气，尽写些什么？他仍不吭气，只管写，一直写了两天，交给了敌人。可是敌人追逼得他更紧了，说他不老实。他才后悔了，给同学们讲了实话。他说：“我写材料给他们，原想很快就可以出去继续干，不想……”，从此他整日闷闷不乐，觉得见不得人。但是敌人也没有饶过他，仍然判了他死刑。
刘定国则表现的很英勇，敌人判了他死刑后，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仅存的2元钱让看守偷偷买了烧饼和毛笔、墨汁、信纸、信封等东西。他把烧饼分给难友们，大家都默默不语，放着不动，为他难过。但刘定国却很潇洒自如，若无其事地和大家告别，嘱咐未判死刑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又连夜写了70多封信，字迹写得工工正正，然后一封一封地装好，托咐看守帮他寄出。
邢思廉和曹津被判死刑后，连夜研究赴刑场如何呼口号，呼什么口号，如何坚持讲演。他们向看守打听被杀的冀云程临刑的沿途情况，知道冀在刑前准备不足佘曼妮，到了繁华路上时因口渴嗓子哑，喊口号时声音不亮，讲演时也沙哑得发不出声。他们就定下到了人多的地方多讲，多呼口号，并在临刑前尽量多喝水，真是慷慨悲壮，铿锵感人！
相比之下，张增荣却表现的很猥陋。本来他是太原市民族武装委员会的成员，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与曹津、刘定国都是宣传组的，共同负责拟定宣传活动计划、起草宣传稿件。但是他在狱中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就叛变了，并向敌人供出了邢思廉、刘定国、曹津等同志，还在公堂上与邢、刘、曹进行了对质，使他们三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所以大家恨透了他。每晚放风时，大家把他和另一个叛徒武梦宇当排球打，推来搡去，发泄对他的仇恨。此人解放后还活着，1950年我曾在太原市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与一教员交谈，偶而谈起国民师范的情况，他说他是国民师范的学生，是忻州人，我就随口问他是否认识张增荣，没想到他说他就是张增荣。我楞了好一会儿，就问起他公堂对质的事，他毫不隐讳地承认确有其事，也给敌人写过材料。只是他说当时他昏头昏脑，究竟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更记不清了。我觉得他这是为自己出卖同志打掩护，但他的话也的确证实了我大哥裴世昌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碧桂园bip。
这就是我在1935—1936年间寄住在国民师范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它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可以说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跟随大哥裴世昌参加了革命，先后三次去过延安，亲自聆听过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在抗大讲课，后来成为一名领导干部，为国家的独立和建设做了一些贡献，我觉得与在国民师范的这段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裴瑞昌口述，侯继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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