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廷中国式 政商关系 深度好文！-小镇摆渡人

李冠廷
题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任人打扮的婢女：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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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的梁稳根、恒大地产的许家印、阿里的马云等诸多商界大佬，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态度：我的公司是国家的。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上市公司老总曾与我沟通这个问题，他对一个企业主说这种话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种爱国的固定表达模式吗？你的企业，怎么可能是国家的呢？爱国是爱国，产权是产权，李嘉诚永远也不可能说长和是香港政府的。不单李嘉诚不会说，任何一个再小的小公司老板也不会说这种逻辑荒诞的话。如果你的企业，随时可以拿去，谁还会去用心长期经营企业？
我无言以对。未曾身临其境者，真的可能是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几千年来政商关系的错位与纠结，以及中国商人在边界模糊的政商两道行走的战战兢兢与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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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权力对商人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成见。
作为一个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中国一直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历代执政者为维持统治，对具备经济实力的商人阶层始终抱有天然的敌意，并进行精心刻意的丑化与打压，一个长安娼妓容颜衰老后，“老大嫁作商人妇”，还会认为自己亏得荒。而直到新中国建国多年后，中国还有“投机倒把”罪。

（老大嫁作商人妇）
在士农工商的严格界限划分中，帝国在千年历史里非常严厉地限制甚至禁止政商的交叉、流动，寻求把商人始终置于一种被支配的边缘地位，力图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官家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和商人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导致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机会主义性质的掠夺。
在政府愿意的时候，行政权可以转化为事实上的产权，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产权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
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贯穿于整个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官商之间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随时予取予夺的不对等关系，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为免权威受到挑战，中央集权制度将拥有恒产作为社会的现实与心理红线，并定期性地将成规模的民间财富暴力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中国企业史，被生生演绎成一场政商零和博弈史：财富积累——财富剥夺——财富毁灭——再积累——再剥夺——再毁灭的暴力轮回中。
史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如是总结：“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即使游历欧美的孙中山，也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纳入三民主义中的民生。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势如累卵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
1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社会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而这正是17世纪后秉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开始迅速超越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2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历史学者王亚南，1943年）”
也正是这种畸形的官商文化，将多数工商人士拖入一种更为无序、凶险的政商关系的实践中。小心翼翼行走在政商边缘，他们的任何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真实得让人震惊：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试图摆脱宙斯的阴影，他们能在夹缝中成长出一个巨大的商业故事，但因为非市场化的政治风险，商业帝国的垮塌与失败，往往比成功来得更迅猛和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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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传言，黄光裕在狱中反省，看得最多的书是冯仑的《野蛮生长》，因为书中有一句话，六个字：“离不开，靠不住”。
中国式政商关系，如同一个神奇的魔咒，一片被认为是少有光亮的灰色地带，它让一个个枭雄级的企业家，如黄光裕、张文中、周正毅、顾雏军、褚时健、仰融、牟其中……纷纷成功又纷纷落马，它就像深不可测的海水，让你风平浪静地航行，领略天地间的美景，但瞬间却又可能毫不留情地将你打翻。它的每一次发作，都让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矛盾又心寒，从历史上第一个商人王亥，到吕不韦、沈万山、胡雪岩，以及孔宋家族，一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一直纠结着企业家们的心神。他们战战兢兢地拿捏着那个距离的尺度，但往往，不是“太近了”，就是“太远了”。
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所谓的长袖善舞、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通过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绑定在一起，只不过把商业市场面对的政治风险，转化成了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风险，且由于权力斗争的无情而变得更加险恶：一方面，由于进入了对方的核心决策圈，企业家不再有退出的选择，只能被动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一旦所绑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来的后果完全可以对企业家构成毁灭性的打击——从千年前吕不韦的悲惨结局，到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落寞死去，概莫能外。
在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富人非沈万三莫属，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富可敌国”的人，从《金瓶梅》中潘金莲反复说的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就可见一斑。《明史》记载朱元璋筑南京城，“富民沈秀（万三）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
为进一步寻求政治保护并表忠心，筑城后沈秀“请犒军”，这触动了统治者心中的那根敏感的界限，帝怒曰：匹夫稿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日，其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明史马后传》）"
但这并不算完。洪武三十一年，为扫除对帝孙朱允炆继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的政商势力，朱元璋大开杀戒，找了个借口（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这次沈万三女婿顾学文一家及沈家近八十余人被满门抄斩，并籍没田产。
清朝首富，“红顶商人”胡雪岩因左宗棠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来往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并帮助左宗棠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此后，胡雪岩名声大振，短短几年，家产超千万，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左宗棠曾赞誉胡雪岩：“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一语成谶。
光绪九年，左宗棠、李鸿章派系之争中，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并被清政府抄家摘顶。光绪十一年七月，靠山左宗棠即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胡雪岩是个符号：在他死去短短26年后，庞然大物清王朝也轰然倒塌。
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与文化的惯性。在中国跌跌撞撞的历史进程中，路径的选择权始终在各种派别的官僚手中，最为理性、稳健的工商业阶层，始终被排斥在决定历史的权力结构之外。在这种缺乏信用契约的环境中，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人际关系成为商业生长的必须土壤，而这种土壤注定了建立其上的商业故事最终都将是海市蜃楼。
胡雪岩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而富可敌国，但最终也因权贵的倒台而一贫如洗。胡雪岩葬在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他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如浮云般消失。倒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契约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红顶商人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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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本文开始那个香港企业家的满腹疑惑：如果他也像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一样感受过遭竞争对手时刻监听，正常工作无法进行，高层会议不得不远赴昆山进行，且有电话的地方都不敢谈及公司机密，以防泄露，儿子遭连续的莫名绑架、海关突然稽查等困扰，他或许就能理解很多中国企业的政商难言之痛。
毫无疑问，无论梁稳根也罢，许家印也罢，马云也罢，他们都是这个国家最聪明、最努力的人之一，他们大都出身草莽，凭着常人不及的天赋与勤奋，在恶劣畸形的社会环境中野蛮生长，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但任他们怎样纵横捭阖，他们始终仍摆脱不了身后如影随形的政商纠结与龃龉。中国经济一直行走在政府与市场双重扩张的轨道上，双轨上跳舞的企业家，始终面临被非市场的政治风险吞噬的可能。而为了与之共生下去，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在费尽心思寻找门道，力图成为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刘永好家族、鲁冠球、徐冠巨、梁稳根、尹同耀、吴仁宝、柳传志、沈文荣、尹明善……，莫不如此。
“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政治的本能反应。
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则这样总结他的政商之道：“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在他看来，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
万达王健林对如何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总结的是看似矛盾且无法实操的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而首富马云，除了公开表达“如果国家需要，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外，他对民企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一直在谈恋爱，但是我们不会结婚”，这和冯仑的“我们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恋爱，跟国有资本上床”的表达基本异曲同工。
以上几乎所有表达，都披露了一个共同点：对政治的又爱又怕，以及无法拿捏的尴尬与忐忑。
饶是如此，仍然一批商业传奇故事在政商磨合中烟消云散。如果说步鑫生、牟其中、黄光裕是败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过近，则华晨的仰融，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德隆的唐万新、红塔的褚时健，则或多或少败于政治的过于疏离。
正是因为政商道路艰险，导致本应成为社会前进中坚的工商业阶层多数倾向埋头做事，所谓的“在商言商”，沦为社会最虚无的那部分存在。
20岁即被打成右派，入牢狱21年的原重庆政协副主席尹明善曾抱怨，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群体，很多人更多考虑个人利益，缺乏群体意识，认同感较弱。而有“商业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接受专访时就干脆表示：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时间的胜利者柳传志）
作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选择，聪明的企业家们在公共平台躲避利益集结和人际联动。政商双方私下采取一种心知肚明、不以法律上场解决的互动，形成一种成本与风险最小化的增长联盟：企业家为地方政府政绩提供经济数据支持，而政府通过税费和信贷优惠以及赠予政治头衔，与之达成某种角色保全。
这让政商关系会始终处在一种没有明确界限的模糊状态中，也注定了双方的博弈在长期会无限趋向于零和，而非帕累托最优：这就是在人口红利期过后，我们的经济左冲右突，也难以找到突破口的核心原因之一——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生产力的企业家群体行为的创造性、长期性会被最大程度压抑。
尾声
公元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Mobius）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具有魔术般的性质：纸带只有一个面（即单侧曲面），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
两千年来，中国的行政权与产权，就处在这样一个诡异的、无障碍的莫比乌斯转换带上。
商人圈中备受推崇的两本“经营宝典”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杰克?韦尔奇自传》。但是当韦尔奇这个“世界第一CEO”来中国布道时，那些曾自称是最顶级的追随者：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春兰的陶建幸，一个也没去捧场，因为他们知道韦尔奇那套，在中国没用，或者说，至少是现在没用。
但幸运的是，情况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日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予以看待，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公正处理，不盲目翻旧账。对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罪与非罪不清的，实行疑罪从无。等等。对孟建柱的文章，有人说是“大赦民企原罪”，有人说是对民企投资意愿下降、资本外流的政策对冲，《新京报》社论则如是说：“释放保护产权善意，从不乱翻旧账开始”。
而“加快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这句话也出现在了李克强总理所作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如是强调：去年“亲”“清”两字定调新型政商关系后，中国已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一是政商双方都对“亲”“清”二字的认同度提高了，二是有了规矩，有的地方还出台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办事进退有了边界。
政治的贵政治，经济的归经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如能籍此机会，从此奠定符合现代经济规律与产权要求的新型“亲”+“清”政商关系，则国之大幸，经济之大幸，亦民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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